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学术研究 作者:李吉奎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在上海。近代买办的活动中心也在上海,并由此伸展到全国各地。由于地缘关系,近代买办又分成许多帮,其中,广帮是近代

  广帮商人之所以能在上海办成一些公共事业,与广帮买办起倡议与核心作用是分不开的。其中,又与唐、徐、郑等买办家族所起作用尤其有关,而这几个家族关系异常密切。夏东元教授清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指出:“郑观应的家族和他的亲朋中当买办的人就不少。他的叔父郑廷江(秀山)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他的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他家和有名望的买办唐廷枢(景星)也是姻亲,而与买办商人家庭出身、十五岁(1852年)就到上海宝顺行学艺的徐润(雨之),是‘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而郑观应的同宗哥哥郑济东,已与徐润同在宝顺学艺了”。(注: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第284页注1。)中国人历来重乡谊,乡谊中加上姻亲关系,在异地图谋生存发展,条件便更为有利了。上述例子是广帮买办关系网的典型事例。乡谊不但存在于经济活动中,即使在政治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其实际作用。广东香山人、上海广东天地会首领刘丽川,在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中是重新组织的小刀会的领袖。他从40年代起定居上海,因为能说英语,曾充上海商行的经纪人和丝茶糖业栈伙,并通过行医等活动在上海扩大天地会的影响。小刀会起义后,逮捕了宝顺洋行买办出身、捐官而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但不到一星期,吴便在美国人帮助下逃出了县城。(注: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根据另一种记载,是刘丽川碍于同乡人情面以及广东人对他的感情而不敢杀他,同时又怕小刀会的另一帮派——福建帮会对他下手,于是暗中将吴健彰“放”了出去。(注:《上海滩地名掌故》,第31页。)广帮中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形成了网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种凝聚力。

  其次,是广帮买办的角色转换,由商入官,亦商亦官。

  近代以来,买办虽已“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不过他们在长时间内仍然“耻言身份”。为何如此?盖“向者中国士大夫视洋行买办,不过为洋商之奴隶,唯知奔走奉命,攘同胞之利益。以孝敬其主人,…鄙夷不屑道”。(注:所引陆康《买办》及章太炎文,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760页。)宝顺洋行买办曾寄圃要容闳去日本长崎任买办,他婉拒不就:“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以予而为洋行中奴隶之首领,则使予之母校及诸同学闻之,对予将生如何之感情耶?”他拒绝了做买办去日本任职,但“代表公司以收买丝茶”,结果从浙江到江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产茶区调查及收购茶叶。(注:容闳:《西学东渐记》,刊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9-80页。)他不愿居买办之名,却行买办之实,原因正是买办地位、名声之不佳。尽管如此,好利之徒,仍趋之若鹜,因为从事这一职业,有政治、经济利益可图。就经济上而言,业此者“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注:王韬著:《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广帮货殖华洋,从行商制度中吸取了经验,建立了联系网络,又有新式经营的知识与技能。他们不但为洋商所倚赖、信任,官府方面,也往往借重他们。买办与一般商人同样进行资本积累,用在工商发展方面。他们充任买办,逐渐以附股形式加入洋行经营,逐渐转为合营,最后脱离,自行经营,成为民族资本企业。曾任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活动范围很大,先后创设绍祥字号、润立生茶号、宝源丝茶土号,做丝茶鸦片生意。其叔父徐荣村还是所谓“苏州制度”的创造者,即为宝顺洋行以鸦片易生丝的经营方式进行贸易。徐润还开设立顺兴、川汉各字号,从事烟叶、白蜡、黄白麻、桐油的经营。徐润在1862-1868年间任买办,所收佣金约80万两。到1883年,其资产已达500万两,其自营收入已占绝大部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为了将全部时间用于个人生意,辞去了买办的职务”。很明显,从事个人生意,已经可以“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了。(注: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家资殷实的买办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于是出现“久贾而官”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捐官取得官价与官职,而且担任了重要的实职,拥有政治上的地位,并在政治上有所表现。报捐功名而获得官衔的买办,由于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从事经济活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唐廷枢。唐在进入招商局之前已捐得同知,随着他在办理洋务企业方面的成绩,升为道台。李鸿章甚至保举他“才堪备各国使臣”之任。唐氏本人虽辞去买办之职,但他与洋行关系并未切断,唐氏家族依然是广帮买办群体中的龙头。

  在由商入官方面,徐润、郑观应与唐廷枢情况相同。他们追随李鸿章从事洋务活动都有明显的成绩,而本人及其家族也仍然是买办群体中有重大影响力的角色。我们还看到,吴健彰到上海之后,捐资获道员衔,分发浙江差用。在外国人支持下,当上苏淞太道兼江海关监督。他任职期间,仍“与夷人伙开旗昌行”。叶廷眷两次署理上海知县。获同知衔的容闳曾任洋行代理人,他被曾国藩派往美国,为江南制造总局购买机器,旋以驻美副使兼留学生监督身份任职数年,后来还应郑观应之求,代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洋员技师。

  就总体而言,买办捐官的未必占多数,不过,这批人的官商兼具的身份,在买办中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是难于估量的。包括具有官方色彩的买办(买办官僚)在内的广帮买办,是中国资产阶级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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