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1845－1912）(2)

　　首先，广帮买办相互提携，异地生根。澳门、香港为珠江三角洲之一隅，近代以来，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区，粤人得风气之先，与此二地固有关系密切。做买办必须通晓英语。香山人之较早产生一批买办，是因为香山与澳门密迩，学习外语具有利条件，如唐廷枢、容闳均曾在马理逊学堂读书。买办起初职位并不高。根据1832年瑞典人龙思泰所著《早期澳门史》记述：“一个人要在广州筹办一家商行，必须先找一名买办。买办就是得到特别许可执照，充当仆役头目的人。他对商行的内务有总的监督权，按雇主的愿望介绍其他仆人，购买食物及日用品，等等”。（注：〔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318页。）战前的买办虽然事实上是洋行的总管、帐房和银库保管员、大班的机要秘书，但他们被禁止从事进出口贸易。而且，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广州一地。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英国人可在各口岸交易，特别是1844年《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又规定美商“其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均属事所必须，例所不禁，各听其便”，“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注：梁为楫等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公行制度既已废除，地方官又不再管理，外商便可自由选择代理人了。由于通商初期的实际情况，洋行进出口贸易必须华商居间，这批华商作为洋行代理人，也成为近代买办。这样，近代买办的职能，便由总部总管延伸，参与洋行的业务经理，包括推销、收购商品、签订合同、报关、纳税、运输等活动。买办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条约的保护。买办沟通洋人，交通官府，又与市场有广泛接触，这些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其社会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

　　早期买办，“多系旧日洋商行店（按指“十三行”）中散出之人，本与该夷素相熟悉”。（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总三一五五页。）广帮买办随洋商转移到上海，最早为19世纪40年代。几个著名洋行，都在上海设立分行，如怡和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伍浩官即前往开辟，阿三（Asam）、阿陶（Atow）、阿福（WilliamAffo）等也是在1845－1851年间先后到上海充任买办的。（注：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附录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附录四，第290页。）旗昌洋行到上海设立分行，最初从广东带去三名买办，其重要股东唐廷枢、唐茂枝、徐润等均为粤人。宝顺洋行由徐钰亭任上海分行首任买办，其弟徐荣村、侄徐润继充该分行买办。该行在香港、天津、九江、汉口等处的分行，1861年任买办者俱系粤人。（注：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附录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附录四，第290页。）另外，上海美商贝德福（Badford&Co）和莱特（Wright&Co）洋行雇用的买办乃至厨司等华籍职员全系广东籍贯之人。（注：马士：《太平天国时代》，转引自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138页。）在乡谊与利益驱使下，致使介绍同乡担任买办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林钦在1863年辞去怡和洋买办时，举荐唐廷枢接任。唐的兄弟唐瑞枝、唐国泰，均是著名的买办。唐廷枢在1872年离开怡和，任招商局总办时，则由其兄唐茂枝接替其在洋行中的职位，且为其权益的代表。郑观应进招商局时，也保荐同乡杨桂轩任太吉洋行总买办。杨梅南任太古洋行买办，则是徐润在经济上作部分担保的。稍后，1919年郑伯昭为推销英美烟公司而开设的永泰和烟行，总、分行200余职员，直接由香山乡下招来，非亲属即为同乡。粤籍买办雇用同乡作雇员，使各通商口岸粤籍人数众多。他们不但称职，收入也丰厚。粤籍买办更多的是活动在上海。广帮买办在上海的发展，随之引来了大批粤人，到清末，旅沪粤商达17－18万人，上海曾一度被称为“小广东”。（注：朱英：《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1879年9月5日《申报》记述：“广帮为生意中第一大帮，在沪上尤首屈一指。居沪之人亦推广帮为多，生意之本惟广帮为富”。（注：朱英：《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随着广帮势力的发展壮大，广帮的同乡会——广肇公所也于1872年成立。除了成立广肇公所之外，还购地设立了厝柩的广肇山庄，读书的多所义务小学、中学及广肇医院。（注：有关广肇公所、广肇山庄及其所属学校、医院的变迁，可参见薛理勇著《上海滩地名掌故》的相关条目（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广肇公所是上海具有巨大影响和相当实力的工商团体。与之相适应，是做宣传工作。“半系粤人”任执事的轮船招商局成立后，1873年，经唐廷枢、郑观应、叶廷眷、容闳等人策划，粤商集股一万两，创办了华东地区第一份由中国人控制的日报——《汇报》，与英商控制的《申报》相驳难，为发展民族经济作积极宣传。（注：例如《汇报》1874年7月14日《论丝茶宜出洋自卖》中写到，“各国皆有轮船公司，在华人亦应会合公司，专造轮船运货出进，自取其利，无庸附搭他国也”。汪敬虞先生认为，这个论点反映了唐廷枢当时的要求。）《汇报》的创办得到署理上海知县叶廷眷的支持，唐廷枢助成之，郑观应为之起草章程与办报宗旨，由容闳负责，经理是邝容阶，它可以说是广帮的宣传喉舌。章程中规定，“本局专以翻刻中外新闻，逐日传报，以期改良社会之习惯，周悉外人之风尚，考较商业之良窳，增进国民之智慧，尤要协力同心，公正办理，以图生意畅旺”。（注：《创办上海汇报章程并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4－1175页。）这份报纸一年之后在与《申报》竞争中失败、停刊，不过它的民族资产阶级倾向的政经诉求，是应当予以适当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