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功过辨析(3)

　　1．策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武装起义　　这充分说明黄兴是一位运筹帷幄、身经百战的军事活动家。在辛亥革命时期，由黄兴参与策动和指挥的武装起义计有：1904年的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与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和阳夏之战；1913年的沪、宁之役等等。从这10多次武装起义分析，有因谋泄而流产的，例如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必须指出，黄兴也打过漂亮仗，例如被孙中山多次表彰过的钦廉上思之役就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这次战役中，黄兴率华侨青年二百余人对抗两万多清兵，但他抱定“遇敌不问多少，皆迳向攻扑”的原则，以一当百，“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14页。）应当承认，黄兴的确打过几次败仗，然而，对于败仗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骂倒，因为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多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饷械不济而败，并非完全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仅就阳夏战役而论，其失败原因主要是“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作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不仅没有得到军政府的有力配合，甚至连军事指挥权也没有完全集中到他的手中，“元洪以其威名出己上，不甚与协。”造成事权军令不一。时任参谋长的李书城也检讨过自己有“作战计划错误”，“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此，即使在战斗部署上有举措失当的地方，也不全是黄兴个人的责任。

　　2．武装起义的失败也孕育和催发着革命的胜利　　成功的起事自不待言，即使失败的战役也包含着成功的因素。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任何革命总是要历尽千难万险才能取得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败乃是成功之母。聪明的军事家、政治家在于能从实践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以利再战。黄兴正具有这种军事家的素质。

　　首先，它打击了敌人，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瓦解。萍浏醴起义爆发，曾引起清廷朝野上下的极大震惊，清政府集中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事后，仍耽心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伏匪”“蠢动”，“再起风潮”，“北京官员仍为之战栗不已。”（上海《时报》1907年1月4日。）防城起义发生，两广总督张人骏感到“剿办愈难措手”（清军机处档案：《光绪三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折》。）。云南河口战役打响后，云南总督锡良惊呼：“匪之来，防不胜防，匪之过，剿无可剿，势成束手，祸已噬脐。”（《辛亥革命》（三），第274页。）使统治者如坐针毡，惊恐万分。

　　其次，它教育了人民，使人们从失败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有的起义虽然带有“孤注一掷”的性质，但是，它在客观上却起到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诚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战役的成败得失，而在于人心的顺逆，有的起义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其潜在的影响和威力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8页。）阳夏战役失败，黄兴来到上海，适值湘籍著名教育家胡元倓亦在沪上，胡对黄说：“成功矣！”黄反问：“我败来，何出此言？”胡答曰：“败乃常事，前者君一人革命，故难成功，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胡元倓：《题黄克强先生遗墨》，《明德校史》附录第3页。）胡元倓的这席话是耐人寻味的。

　　复次，它积累了经验教训，促进了同盟会战略方针的转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以会党为主力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小规模的武装起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促成了同盟会领导人开始把战略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来，依靠新军进行大规模武装起义。

　　除此而外，它还扩大了革命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武昌首义的胜利并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圣物，它既是武汉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是以前此起义的不断失败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没有前此黄兴领导武装起义的多次失败，就没有武昌首义的顺利成功！

　　3．黄兴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彻底的献身精神　　“自防城之役始，克强辗转兵间，躬冒锋镝，履险蹈危，九死一生。”（《黄兴传记资料》（三），第481页。）黄花岗起义时，他抱着以身殉革命事业的决心，留下绝笔书，战斗打响后，他组织敢死队，始终站在最前线，一直战斗到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且被打断两指，仅以身免。二次革命的烽火也是由孙中山、黄兴点燃的，宋案真相大白，黄兴在上海爱文义路私宅集数十人会商，章士钊出其所草二次革命宣言书，兴“纳书于袖，不及与夫人徐宗汉说明，即偕十余人共赴北火车站，向南京出发，宣言书交各报记者，已遍传沪、宁，而二次革命以成。”（《黄兴传记资料》（四），第576页。）十月与张勋辫兵胶着，又嘱其子女勤学，大有殉义之意，克强先生之革命，无役不似三月二十九日之奋勇。”（《黄兴传记资料》（六），第128页。）正如章士钊所说的，他一生“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章土钊：《论黄留守》，《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