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功过辨析(4)

　　诚然，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黄兴在战术上也难免有失误之处，但他从不忌讳自己打过败仗，他承认：“兴虽著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申报》1912年9月28日。）黄花岗起义失败，他引咎自责，在致冯自由的信中说：“弟实才德薄弱”，“负国负友，虽万死无以蔽其辜。”每当他回首往事，总觉得自己“实无功可纪”，想起那些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患难战友，皆为“平生至痛之事”。

　　我们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以成败论功过，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军事家打了胜仗固然值得歌颂；但打了败仗却未必一定需要谴责，因为经过“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9页。）我们充分肯定武昌首义志士的功勋，也不应该抹煞其先驱者的劳绩。

　　三、是顾全大局的革命活动家，还是“分裂主义者”？

过去，人们在评价黄兴的功过时，往往忽略他与孙中山在革命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性，夸大他们之间的相异性，而且，只注重他与孙中山的矛盾相在政见上存在的某种分歧。并以孙中山为中心，凡是不同意孙的个别言论或者是某些行动的便都给戴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因此，辨析清楚这个问题也是评价黄兴的关键。

　　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空前绝后的一次革命，领导如此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主要领袖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政见分歧，也不可能没有矛盾，重要的问题在于分清不同政见孰是孰非；不能以与孙中山有无政见分歧、有无矛盾来评论黄兴的是非功过。

　　况且，孙中山虽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一面旗帜和伟大领袖，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在领导复杂的革命运动中，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缺点和失误，例如他在用人问题上以及起义地点的选择、领导重心的转移、对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等问题上，也有考虑不够周全的地方，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昧于史实，贸然言之。

　　如所周知，以黄兴为首的两湖志士一直是拥戴、维护和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的。他和孙中山之间虽然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如果不是黄兴努力克制、忍让，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同盟会旗帜图示之争本来是非原则问题，为什么竟闹到黄兴欲退出同盟会的地步呢？平心而论，孙中山提出同盟会的旗帜图式，黄兴持有不同意见，这应当是允许的，只要双方互相商量，问题不难解决。但是，“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这是导致黄兴怒而退会的导火线，至于黄兴不快的真实原因，据宋教仁分析：“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这席话虽然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可以说，孙中山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不是心平气和的。然而，黄兴毕竟没有象宋教仁那样，由此得出“不如早自为计”的结论（《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8页。），他在盛怒平息之后，“未几，复还”，仍然接受了孙中山制定的方案。嗣后，孙中山在东南沿海领导的几次起义，“党军咸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克强迭任主帅，从无反对之表示。”（冯自由：《中华民国旗之历史》，《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宋案发生后，黄兴起初的确主张用法律解决，但谁都知道，宋教仁是黄兴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宋被害，黄兴内心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其实，他又何尝不想使用武力对付袁世凯，但是，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毕竟是两回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计其时可用之兵，湘、粤均摧毁无余”，“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陈炯明、谭延闿等人“皆反复陈其不可”，就双方的实力而论，国民党对袁用兵，无论是早用兵，还是晚用兵；无论是由孙中山领导，还是由其他谁来领导，其结果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后来，孙中山以此为口实求全责备黄兴，他也没有诿过于人，在其致孙中山的长函中说，“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黄兴集》第357页。）表示接受孙中山的批评。

　　关于筹组中华革命党之争，实质上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发展党务的不同方法之争。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更不同意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将党员按入党时间区分等级的作法。当时抱定黄兴这种想法，“不肯附和”者，所在多有，张继、邓泽如、李烈钧、谭人凤、柏文蔚、陈竞存、胡汉民等人，皆无一例外。尽管黄兴苦口婆心地加以规劝，但并没有使孙中山改变态度，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孙中山劝他“静养两年”、“彼此可不谈公事”的意见，被迫远适欧美，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毋庸讳言，黄兴也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辛亥革命前，反映在他对形势的估计、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上；辛亥革命后，反映在他对袁世凯的态度、反袁的策略手段上。但是，无论这些缺点多么严重，在评价黄兴的功过时，都不能脱离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来苛求于黄兴，因为这些缺点是那个时代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应当承认，黄兴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确曾表现出悲观绝望的情绪，例如他在黄花岗起义和阳夏战役失败后都是如此。其实，这种由于起义新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象乌云一样，几乎笼罩着当时所有革命党人的心境，甲辰长沙起义失败，刘揆一“思想亦大变，欲从事于道德与学问之途。”（《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9页。）章士钊在上海狱中也谈到他出狱后的打算，准备“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鬻食佐读，以终其身”（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9页。）。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由横滨渡槟榔屿约集同志来会，与会者心灰意冷，“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谭人凤：《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黄花岗败后，也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景况：谭人凤“心志俱灰”，“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16页。）。由失败而转向悲观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特征的共同反映。需要说明的是，孙中山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关头，他志不稍挫，“以一败何足馁”的英雄气概，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这是孙中山高出黄兴等人的地方；然而，即使是“中国特出人物”的孙中山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所属那个阶级的烙印，在对待袁世凯妥协这一点上，孙中山和黄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将同一时期孙、黄对袁世凯的态度进行对比，人们就不难发现，他和黄兴一样，同样经历了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过程，在与袁世凯议和时，孙中山和黄兴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诚如宋教仁所评论：孙、黄二公“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异。”（《民立报》1912年9月16日。）既如此，也没谁来苛责孙中山，为什么待此事与孙中山“无丝毫之异”的黄兴竟被说成是“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