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历史评价与定位(4)
辛亥革命网 2011-06-14 00:00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作者:周秋光 查看:
再说副署一事,熊希龄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的乱命上副署,这与上面所讲的借款一事不同,可以说是熊希龄难辞其咎的人生一大污点,熊希龄自己也常常自责,引力终身憾事。可是也要说明的是,熊希龄这样做,是有他的难言之隐和苦衷的。这个难言之隐和苦衷,首先就是被袁世凯利用所谓的“热河宫物盗宝案”迫其就范。原来1913年,熊希龄当了半年多的热河都统。在此期间,他发现热河行宫的清宫故物管理不善,损坏、流失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组织专人进行造册清理。在清理的过程中,淮军宿将姜桂题因于边事有功,熊拟呈请给予他勋章“以旌其劳”。可是姜桂题却示意欲得清帝纪念品,于是熊希龄“即检康熙、乾隆御笔联、扇各一赠之,并报国务院转呈立案”。[17](P278)此事本来有案可稽,没想到却被袁世凯抓住作为把柄,阴使人向熊希龄传言,说熊希龄在热河任职期间,有“盗宝”嫌疑,已有人向总统报告云云。熊希龄是个十分爱面子的人,生怕此事传到外面,难以说得清楚,内心很是不安。接着,袁世凯就布下一个圈套,对熊希龄进行挟制。据郑廷玺回忆,1917年秋,熊希龄曾亲口向他叙述了自己当时遭受挟制的经过。[18](P215-216)处此情势之下,熊希龄只好听从袁的摆布,于1913年11月3日俯首签署了袁早已准备好的大总统令。11月4日,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大总统命令即行发表。其次,熊希龄的难言之隐和苦衷,还表现在他在这个时候仍没有放弃对袁世凯的幻想。因为仅仅凭袁世凯采取的一种卑劣的胁迫挟制手段就居然使得堂堂的“名流内阁”的全体阁员都就范,听从袁的摆布而无所反抗,实际上也说不过去,同时也应当包括进步党人想趁此机会排斥异己,打击国民党。他们天真地认为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之后,会重用进步党,会让熊内阁按照宪章法制推行民主政治。特别是11月4日解散国民党的命令颁布后,袁世凯召见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汤化龙谈话时,一再表明自己“不作皇帝,不专制,不违法,不解散议会”[19],甚至还对王、汤等进步党首脑许诺:“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即不可无政党”[20],使得进步党人觉得袁世凯并非没有推行立宪议会制的诚意。由于解散了国民党,取消了国民党籍议员资格,遂造成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的局面,国会也就名存实亡了。此后,袁世凯便另外组织起“政治会议”与“约法会议”取而代之,终于在1914年1月10日,根据所谓“政治会议的决议”,颁发了解散国会的命令,迫于情势,内阁亦不得不副署。直到此时,熊希龄及其内阁的全体成员,才真正明白上了袁世凯的大当!于是从此以后,熊希龄算是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1914年2月6日,他向袁世凯递交辞呈,与之分道扬镳了。以往学术界仅凭熊希龄的两次副署,就把熊希龄与袁世凯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说他是政客,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其实这是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缺乏深入的分析和了解,是一种武断的看法。如果熊希龄真是这样的人,那么他此后就应当继续与袁世凯在一起,继续地为袁世凯所用,可是结果并不是这样,说明熊希龄还是有良知的,明白上当之后,就与袁氏脱离,应当说还是可取的。
三、投身社会慈善事业时期
熊希龄在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之后,觉得在政治上难以有为,于是脱离政治,脱离袁世凯,另行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1917年发生在京畿一带的一场大水,使他走向了慈善救灾的道路。
从此之后,他便以服务社会、从事社会救助和慈善教育事业为职责,创办了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孤苦儿童,使他们成材,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又组织世界红十字会中华分会,担任会长12年之久,在全国各地救灾办赈,还从事国际赈灾。他把自己后半生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社会。他在当时已是饮誉世界的大慈善家。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家中,无论是办理慈善的时间之长,贡献之大,知名度之高,无人能够比得上他。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20~30年代,只要哪里有灾,就会有熊希龄的出现;只要哪里有灾,人们也就会想到熊希龄。湖南是熊希龄的家乡,湖南省府当局,但凡发生了大灾,也首先考虑到向熊希龄求助。熊希龄总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渡过难关。他真是“霖雨苍生”式的人物,这四个字是他逝世后湖南省政府对他的赞语。可是学术界以往在评价熊希龄的这些行为时,都是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不但不称道熊希龄的慈善家行为,反而说他是“伪善”,是“沽名钓誉”和“为统治阶级服务”。例如,一篇文章的作者在谈到熊希龄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时这样写道:“这样的儿童教养院在反动统治的旧中国,不只是所谓慈善家们用来沽名钓誉的场所,而且只能为统治阶级服务”。[21]这里给香山慈幼院及其创办者熊希龄扣了两顶帽子,都是不公正的。
所谓“沽名钓誉”,用来指责旧中国的某一些慈善家,也许不无道理,但是用来指责所有的慈善家,特别是用来指责熊希龄这样的慈善家,就未免过于武断了。要知道,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各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社会灾害,将许许多多的家庭摧毁。一批批、一群群无父无母、无处栖身的苦难儿童,被抛弃世上。一般人躲避尚且不及,而熊希龄居然将他们一个个地收容起来,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穿,还对他们施以当时最好的教育,他所收容的孤苦儿童先后达到六千多人。为了维持这些儿童的生存和让他们接受教育,他四处筹款,沿门托钵,历尽千辛万苦,垂十余年之久,直到将他们全都抚养成人,送上社会自谋生计与服务社会,难道仅仅是为了“沽名钓誉”吗?如果说“沽名钓誉”能够解决这么大的社会问题,这样的“沽名钓誉”也是值得赞扬的,而且社会上也非常需要这种“沽名钓誉”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