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的近代化(4)

        其二，在仿制中出现了合资办厂的苗头。到1910年，清政府与克虏伯的往来已有近50年的历史，由于互惠互利，相互信任，双方都产生了扩大合作的意向。1910年天津的信义礼和洋行总办曾致信清廷陆军部，盛赞克虏伯与清政府的友谊，大力鼓吹克虏伯炮是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的大炮，并商讨推行更好的合作方式。此后，通过该洋行，陆军部和克虏伯厂开始研究合资在中国建立一个最大的军火厂。1911年2月4日，德国克虏伯厂总办老升柏格尔致函中国陆军部，就设厂一事的具体方案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此厂是以清廷为主，还是以克虏伯为主, 或者双方平等;“其规模如何”；“创办及管理之期若干年份”；“每年所造系何项军火”；“款银每年贵国可筹付若干”；“厂中所出之货贵国政府如何提取”；“此厂应设何处”；此厂建立后其他军工厂是否裁撤合并；工厂所需材料的来源。克虏伯厂还提出派高水平的工程师来中国实地考察。由此可见，克虏伯与清廷合资办厂已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阶段。但由于清廷这时内外交困，政权已朝不保夕，8个月后即被推翻，合作办厂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其三，涌现了“商办”军事工厂的新思路。

        清廷虽然建立了十多个像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这样生产现代化武器的兵工厂，但在管理上全是封建式的，这等于将现代式的新技术绑在了封建的机体上，自然不配套。资金由国家拨，负责人由官员委派，产品由政府包销，工厂没有活力。再加上官吏贪污，管理衙门化，资金收不回来，技术上不去，几乎所有的军工厂都难以再生产。如果再和比较熟悉的德国克虏伯这样的商办军工厂比较，更显示出商办的优越性。于是在初步考察西方的“官办”与“商办”军事工厂之后，特别是在和克虏伯的较长时间交往过程中，一些官吏提出让清廷“商办”军事工厂的新设想。早在1884年，张佩纶就明确指出，西方的军工厂“商厂精于官厂，德之克虏伯、美之格林，皆商厂也”。他还认为清廷购买武器花钱太多，自己仿造比买花钱也不少，且漏洞百出，西方商办的军工企业则没有这些问题，很值得中国学习。1906年，端方在出国考察之后，上奏清廷：各国“官厂之外，亦听商家自为建造，自为经营。德之克虏伯厂，轰动地球，为海内第一名厂，亦商办之厂也。”“倘有商家愿立民厂制造者，由总监所定章监督。官力即可稍纾，军储不致资敌，十数年后漏卮尽塞，而军实亦充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官员以克虏伯为例，希望清廷“商办”军事企业。客观地讲，这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正确主张。但是，这不利于清廷的封建专制，至少使清廷对“商办”的军工厂无法全面控制，所以不可能主动向这方面改进。

        三、科技水平的提高

        无论是军火买卖，还是武器的仿造，都需要提高科技水准。没有技术，买来的大炮不会用，运来的造炮机器不会使，造炮的方法也无法掌握，一切都等于零。因而，技术问题，在克虏伯与清廷的交往中具有关键意义。从相互的客观需求出发，清廷迫不及待地去学习克虏伯的先进技术，克虏伯也有限制的传授一些技术。所以，双方进行军火贸易的过程，也是清朝军工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概括来讲，清朝军工技术的提高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1，克虏伯派技术人员来华传授。

        从清政府购买克虏伯炮开始，克虏伯就陆续派技术,人员来华。随着交往的扩大，克虏伯不仅派军事技术人员，还代雇矿山、铁路、电讯等方面的科技工程师来华工作。晚清的半个世纪里，克虏伯来华的科技人员有一百多人，他们或在军营中讲授克虏伯炮的使用、安装、炮队的编排和训练，或在军工企业内讲解制炮的一些原理,或协助翻译科技资料，或代为采购机器设备，在清廷的军事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虽然有个别的表现不好，甚至在刺探情报，但大多数都富于献身精神，努力向中国传授先进技术。最早来华的克虏伯技术人员瑞乃尔（Schnell leadore H），1871年供职于山东登荣水师，一面帮助水师操练，一面传授克虏伯炮的使用方法。他略通汉语，工作极为认真。丁宝桢在上清廷的奏折中称：“自派令教习兵队以来，口讲指授，不遗余力，且情性忠实，约来各队，无少宽假，薪工所余，辄以奖励兵丁之勤奋者。故操练未逾一年，枪炮各技，竟有十成，实属异常出力。”为表彰瑞乃尔的功绩，清廷授予其三等宝星。此后，他又在威海卫北洋海军供职，教授部队使用克虏伯炮，翻译科技资料，还操练各种阵法。北洋海军现代炮队的建立，洒下了瑞乃尔辛勤的汗水。 1897年，瑞乃尔病死于武昌。克虏伯选送来华的炮队教官李励协(Lemayer)也表现不错。他1873年来到天津，计划在炮营教授三年,使炮队官兵初步掌握克虏伯炮的使用方法。经过三个春秋的努力，李励协果然不负众望，获得成功。李鸿章在给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Brandt)的信中赞扬李励协说：“炮技娴熟，人亦诚笃，三年以来，颇有成效。”并请清廷批准，赏给了二等宝星。1890年来天津的包尔（Baur），是克虏伯在华的总代表，他在承办克虏伯业务的同时，还任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的总教习，传播了不少新的科学技术，为培养中国最早的现代军事科技人才作出了贡献。李鸿章在奏折中称赞包尔的教学“尽心指示，不惮烦劳，俾学生均能领会，颇著成效。”清政府赏予他二等第三宝星，以示奖励。包尔在华三年，没领清政府一分薪水，这使李鸿章惊叹不解，也增加了他对克虏伯来华科技人员的信任。李鸿章一度聘任克虏伯来华科技人员为科技顾问。张之洞比李鸿章更迷信克虏伯的工程技术人才，他在武汉办军工厂，练新军，开矿、办企业，总是首先从克虏伯聘请技术人员，或者请克虏伯代他从德国聘请技术指导。1891年，张之洞从克虏伯那里请了一批陆军教官，充任湖北新军的教官。1894年，克虏伯为张之洞代雇了1名煤矿师。1895年，张之洞又从克虏伯厂聘来了1名炼钢工程师和多名克虏伯炮队教练。有关资料显示，仅1895年，在湖北的克虏伯工程技术人员就有44人。袁世凯在20世纪初年，也从克虏伯聘请了一批军事科技人员。不可否认，在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克虏伯的技术传播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