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5)

　　教育、考试体制的变革，对于人们知识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很强的导向作用。被人轻视的出洋留学，成为了名利兼收之举。“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侥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夫航洋可学、可贵、可富、可名誉”[1]（《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P386）。况且“自东国游学途辟，东学之输入我国者不少，新书新报年出无穷，几于目不暇给，支那人脑界于是不能复闭矣”[21](P739)。反之，那些固守旧学之辈，则明显地感到了生存的压力。“自国家变法以来，校士皆以策论考试，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故当时人士俱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以求速效。问有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效俗趋时者，竟呼之为‘顽固党’，非但屏逐之，而且禁锢之”[21](P126)。他们自怜自怨，徒唤奈何。“时运之使然，无可如何者也”，“天意茫茫，令人难测”[21](P140、147)。虽然清廷对经学在课程设置中的比重有具体的规定，但事情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并不以清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在教育实践中，突破清廷有关章程的规定，致使在学堂教育中经书废读，在当时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对此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不仅如此，时人已直接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规定读经的章程本身。比如，张謇不仅撰文批评小学读经不切实际，而且在《呈学部文》中，对规定小学读经的章程公开提出批评[22]（《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呈学部文》，P22,86-87）。还有人则是借日人之口批评小学读经：“至经籍繁多，必不可令儿童背诵，以伤脑力；惟宜列为专门之学，以待学人之研究。若以列于普通教育，亦未见成童以下之学者真能治此也。”[10]（《支那教育问题》，P44）停止小学读经，这对于改变知识结构可算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其意义深远。民国年间，张謇以及曾主持湖北自强学堂的程颂万都“自悔前之失计”，转而重提小学读经，理由之一就是少不读经，“及其成年受室，则与旧书长绝”[23](P35)，“一切经书不复寓目”。[22]（《尊孔会第一次演说》，P148）学者钱穆则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24]这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清末知识结构变化的成效。

    　无论是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主动的自我调整，还是按照政府导向被迫作出改变，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四　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传统学术特别是一家独尊的儒学，自道咸以来就已呈败象。两千年来，学者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儒学研究中，仅据《四库全书总目》、《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围绕着总字数不超过70万言的13部儒家经典，人们就撰写了多达数千种、共23000余卷的著述。学者们不仅注释、阐发经典本身，而且还要注前人所“注”。然而，这种畸形的、表面的学术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危机。时至晚清，儒学汉宋两大主流派别的一个共同弱点就是多因袭而少创造，其研究的对象和判断是非的标准都是儒家的经典、先贤的注疏。“千古学术，孔孟程朱已立定铁案，吾辈只随他脚下盘旋，方不错走了路。”[25](P14)——这就是当时一位理学家所标榜的治学原则。至于清代汉学一系，正如蔡元培指出：“其实乃朱学尊经笃古之流派，惟益缩其范围，而专研诂训名物。又推崇汉儒，以傲宋明诸儒之空疏，益无新思想之发展。”[18]（《中国伦理学史》，P101）没有思想的解放和新方法的引进，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学术已很难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对此，时人的不满和批评早已是不绝于耳。

　　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孔批儒、提倡科学、新知，打掉了儒学身上神圣的光环，使人们能够尝试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就为整个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首先，张扬理性精神，反对文化专制。这时人们对儒学的抨击，已不再陷于狭隘的门户之争，而主要是从追求思想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角度，对封建文化进行清理、批判。激烈批评孔学的凡人，其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指出：反孔是为了“破专制之恶魔”、“谋人类之独立”、“立学界前途之大本”；孔学自整体观之，“适用于今时者殆寥寥无足取法”，况且传统学术又非孔学能独擅其美，墨子之兼爱，佛学之平等，黄老之清静，申韩之整肃，汉唐之清流、党人，乃至考据、训诂，杂家、小说，均有可取之处，今人正当“合数千年吾国国学之精粹，各取其长，进而参考东西各科之新理，以求其是”，“何必株守一家之言，不深图世界万世之业欤！”[11]（凡人：《开通学术议》、《无圣篇》，P267-268，344-350）还有人指出：专制政体固然可恶，而“学术之专制尤可畏”[9]（《经术大同说》，P534）；以正统自居、排斥新理新说的儒学“道统”，“即学术之专制也”，它使人“不能独辟思想”，“其狭隘之范围，阻滞学术岂浅鲜哉”[4]（《道统辨》，P738）。

   　 破除对古圣先贤的迷信，也就意味着对自身理性的肯定。翻阅这一时期的报刊，时常可以看到这类说法：“我之所见为是者，则断然以为是，虽一国非之所不顾也”[1]（《教育泛论》，P402）；“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26](P352)；“启明思潮横溢欧陆，其特色，一言蔽之曰：以理性主义与个人自由主义二者，仇君权教权，欲尽举旧有之制度文物而一新之也”[11]（旒其：《兴国精神之史曜》，P299），等等。这反映出，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开展和新思潮的传播，在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已出现了一种强调自尊、自立，张扬理性的趋向，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影响到了思想文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