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6)

  　  其次，提倡科学、新知。这一时期人们对科学的理解、运用，已不再限于用来富国强兵的声光化电算之类的自然科学技术，除了上面提到的理性精神之外，科学开始被人视为人文学科的基础，并可用它品评学术，从而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如留日学生陈ｈ榥批评儒家经典、古圣先贤的谈理论道“率诡异之言，杳杳冥冥，如空洞之有物。以斯为高，以斯为至”。所以，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古国，“仍不免以无学见羞于五洲”。所谓无学，他说得非常明白，就是指没有“科学”和科学的基础。其文贯穿的一个精神，就是强调以求真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一味主观虚构[27]。同样，蔡元培在分析中国伦理学千百年少有进步的原因时，也将“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列为首位[18]（《中国伦理学史》，P107）。马君武是把逻辑学视为“科学之科学”，是“求真理之第一要法”、“实一切学术之根源也”[12]（《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P180）。王国维是以“无系统”来批评传统史学“不可谓之科学”，他并且认为可以此衡量所有学术[28]（《东洋史要序》，P381）。吴稚晖则指出：“科学之名词，不专属于物质，其表则名质数力，其里则仁义道德。凡悬想者为哲理，而证实者乃科学。道德仁义，不合乎名数质力者为悬想；以名数质力理董之者，是为科学。”[11]（燃（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P476）

　　这时，人们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推崇科学的价值，而且在学术研究中有意识地学习、借鉴西方学术的理论方法。即如以保存国粹为己任的人也认识到：“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5]（《拟设国粹学堂启》，P631）有人更进而断言：“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28]（《〈国学丛刊〉序》，P367），“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方法。”[29](P71,73)

   　 思想的解放，治学方法的更新，使人们得以不囿于旧说，取得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树。如：文艺学方面，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伦理学方面，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刘师培的《伦理学教科书》；史学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以及章太炎、刘师培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等等，大多成为具有标志性的著述。它们突破了维新时期康有为等将中西学术作简单比附的局限，恰如时人所言：“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科臼障碍”，“以新理研旧学，精矣”（注：前句为孙宝瑄自诩，后者是他对友人章太炎的赞誉。《忘山庐日记》上，第529、566页。）。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再从文化部门分类的变化来看，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在这时出现进一步改变，如经学衰落、诸子学兴起；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使传统的史学、语言学领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发展，如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体系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时期，传统学术已经在向近代转型。下面以史学和白话文运动为例，略作具体说明。

   　 在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马叙伦等一批政治观点不尽一致的学者，却对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倾向颇为相同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旧史学的批判。梁启超抨击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进而指出：“四弊”存而“二病”生：“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于有了“四弊”、“二病”，以致皇皇二十四史竟成了“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30](P3-4)。章太炎则把传统史学的弊病归纳为五点：“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陋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31](P102-103)。刘师培也指出：“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32](P275)。

    　其二，对新史学的构想。就历史观而言，梁启超主张以进化论为指导，使历史学能够“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就史学范围而言，他们主张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学的格局，努力提高“民史”的地位，大大拓展史学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陈黻宸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他并且对外国史学“于民事独详”表示了肯定[9]（《独史》，P574,562）。当时，无论是马叙伦提出的“史学大同”说，还是陈黻宸在《独史》一文中为新史学所拟订的纲目，都明显反映出欲突破旧史学体系束缚的意图。而梁启超、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构想，就更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视野之广阔，远非传统史家所能比拟。此外，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借鉴西例、西法，以弥补传统史学的局限，这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如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所指出：“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在历数了中国旧史的弱点之后，他明确表示：“今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

　　应该承认，这批学人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构想与实践，虽然还有许多不甚周密的地方，但是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学近代化，还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标志着史学的近代转型。

    　关于白话文，这个问题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已被注意，但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到1900年以前，完全用白话文的报刊仅有六七种而已。到辛亥革命时期，对中国文字繁难、言文相分的批评则日益增多，提倡白话文的呼声逐渐高涨。有人提出：中国“欲文化之普及”、“百业之兴起”，就必须将文字分为“应用”和“美术”两类，前者“代记忆、代语言”，为人人所当习，故不求高深，且可杂以俚语、讹字。而以“典雅高古为贵”的“美术之文字”，则被说成是专门之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犹习工业者不必兼农事，习理化者不必兼政法也。”[11]（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P11）张謇这期间自办教育时贯彻的就是这一思路[22]（《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论国文示师范诸生》，P74-76）。刘师培一方面撰写《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废汉字之说，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字流弊论》一文中，他也总结出中国文字的五大弊端，承认“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对此，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俗语”、“造新字”，特别是“宜仿《杭州白话报》之例，词取达意而止，使文体平易近人，智愚悉解”[33](P245)。当时，刘师培、宋教仁、孙宝瑄、宋恕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力图参酌中西，对传统的文字学加以改造，可见这个问题已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所关注。从实践上和社会影响上看，这一时期白话文报刊也大量增加。1901-1911年，白话文报刊不下一百二三十种，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进入民国后，白话报刊仍然存在。此外，清末的白话小说、白话教科书的传播也不容忽视。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那么，仅靠五四时期一份刊物、几个人的提倡，白话文运动是很难立即得到普遍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