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东商人与广东的早期现代化(3)

　　三

　　民国建立以后，广东的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海关十年报告对1912年到1921年广东的一些变革做出带肯定倾向的叙述：

　　这些变革集中表现为：实行新的教育方法;提高妇女的地位并让她们参与国家事务——此事若能引导，无疑对国家有利;简化文字，这可以使老年人及文盲的男女同胞有可能在几个星期内进行阅读;社会服务和结社活动（按照现代行业和他们改变社会条件的努力而组成的行会，就是一个例证）;领导者们的爱国主义热忱和急躁情绪;报纸骤增，讨论着一切可以想到的问题———有时见识广博，有时并不成熟;工人罢工;等等。【22】

　　广东的文化教育事业较之清末有一定的进步。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也有不少变化。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的建设，例如广州市大体是在民国初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近代城市的。1918年10月，广州设立市政公所，分总务、工程、经界、登录四科，从此广州有了现代的市政管理机构。1921年，广州设立市政厅，进一步推行城市的近代化。【23】到1928年，广州修成新式马路6216公里。城市公用事业有较大发展，1912—1924年，广东创办了27个电灯公司，有的公司办在陈村（属顺德县）、石龙（属东莞县）、九江（属南海县）、小榄（属香山县）等县级以下的城镇。【24】

　　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经济。辛亥革命后，广东工业的发展如何呢？尽管辛亥革命以后广州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工业，某些行业（如橡胶业）也算差强人意，但总的来看，这些企业多数规模小、资金少。辛亥革命前，广东曾经是国内近代工业发展得较快的省份，但辛亥革命后，广东近代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在江苏、浙江等省后面，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有学者对1840—1927年历年所设的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统计（工矿、航运企业资本额1万元以上，新式金融企业资本额5万元以上）。在这个统计中，1912—1924年全国在47个行业新建立了2107家企业，但广东只在20个行业中建立了109个企业;在民国初年有很大发展的棉纺业（共178家）、面粉业（162家）、近代银行业（277家）等，广东只有棉纺织厂12家、新式银行8家，面粉厂一家也没有。【25】在民国初年，广东在新式工业方面已失去了领先的地位，到了30年代陈济棠治粤时，广东才建立了一批较大的工业企业。

　　民国初年的广东，经济以蚕丝出口为命脉、近代工业以制丝业为主体的格局一直维持着。【26】而制丝业无论从总体规模到技术水平、经营方式等，较之清末并无明显的进步，民国以后10多年蚕丝出总口额与清末10年差不多。【27】

　　民国初年广东的商业现代化的进展也相当缓慢。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商业和金融业资本大大超过工业资本。清末民初，工厂主和手工业主往往以“商”的身份参加商会等团体，但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广州商界主要是传统行业商人组成的。1912年广州商人团体粤商维持公安会成立时，在2512名会员中厂商只有96人。【28】1921年初，广州总商会举行选举，各行选出的会董所属的多数是传统商业。【29】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广州商界仍是以传统行业为主，在1928年的《广州商业分类表》33928个商户中，“工厂”只有1081个，新式的商业行业也并不多。【30】建立民国以后十余年，在省会广州，在近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尚未形成一个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

　　民国初年广东现代化进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民国初年广东长期处于动乱甚至战乱之中，广东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长期坚持斗争的地区，由于无论革命党还是南北军阀都无法在广东取得绝对的优势，因此，新旧势力之间，南北军阀之间，在十余年中就一直把广东作为战场，从推倒清朝统治到1923年，广州城6次易手。由于政治上的不稳定，晚清以来广东严重的盗匪问题更恶性发展，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荆棘满途，工商业活动受到极大阻碍。处在动乱与战乱环境中的广东经济，自然难于有迅速的发展。

　　其次，统治广东的各个政权，都没有为发展广东经济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更没有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提供真正的保障。无论哪派取得广东的统治权，都不得不把军事作为首务，为维持军费横征暴敛、滥发纸币、开抽赌饷。所以，原来比较富庶的广东也出现财源枯竭，市场无法拓展;资金大量流入香港或外国银行，华侨不敢回国投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和平安定的环境、不断扩大的市场、充裕的资金和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和人才，但这些条件在民国初年的广东都不具备。

　　第三，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广东民族工商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民国初年的1912年到1925年的14年间，广东外贸额共入超326144304海关两，平均每年入超23296021172海关两，较清末有大幅的增长。【31】而且，当日广东走私情况十分严重，走私又以偷运洋货为主，实际上的外贸入超数额远大于海关的统计数字。巨额的入超无疑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再者，香港作为中国特别是广东外贸中转港的地位，在20世纪以后越来越巩固，洋货可以通过香港大举输入广东内地，而广东土货的出口主要通过香港中转。以蚕丝出口为例，粤丝出口从晚清到民国都不是直接输出，而是通过洋行再通过香港转口。广州的丝庄商人只管蚕茧的收购、丝厂资金的周转以及丝厂的生产，生产出来的蚕丝由丝庄同广州的洋行交易，实际上广东的蚕丝业被隔离在国际市场之外。同时粤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本丝越来越激烈的竞争。19世纪70—80年代，日本蚕丝开始兴起，到20世纪初成为中国蚕丝的竞争对手。1909年，日本蚕丝出口首次超过中国，以后在世界蚕丝市场的份额都在中国之上，而且日丝的质量更受美国买家的欢迎。【32】在日丝的竞争和打击下，粤丝的发展更艰难。而当日的广东当局和商人都无力改变广东经济依赖蚕丝出口的格局。

　　此外，作为同广东近代工商业关系最密切的社会群体——商人，也有着种种缺陷。1912年，军政府的《广东劝业有奖公债》说道“我粤富商大贾，年中经营收入，最喜系购置田产”;“我粤商民，却有一种通病，就是只能经营小工业，不能建设大工场;能牟本国人之利，不能牟外国人之利。所以利源日绌，生计日就艰难”。【33】广东缺乏较有远见、较有魄力、具有全国影响的企业家。如果说，在清末，因地制宜发展蚕丝业，不失为迅速发展经济的一种选择的话，那么，到了民国，广东商界却未能开拓新的经济领域，“一战”期间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在近代工业取得的成绩，在广州没有出现。曾在清末爱国运动有过出色表现的广东商界，入民国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从总体看，广东商界的经济状况较之清末没有根本的变化，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大体维持清末的水平，在民国初年广东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中，商人的保守性有时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民国初年广东现代化进程的延误，尽管有前面所说的一些客观条件，但从广东商人本身也可以找出一些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