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又是一位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终生抱持的三民主义之中。民族主义是其三民主义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已有很多论述，但大多是静态地考察其内容与意义。本文拟从动态上考察孙中山之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演变的历史轨迹。

　　据我个人的观察，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曾经历过不同的发展形态。最初级的是以“排异”为主导，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切以本民族为依归，对其他民族采取排斥主义。进一步，以民族权利为主导，即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最后，是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为主旨的民族主义，是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所有这三种形态。本文即考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具体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在其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是如何演变的。

　　一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是从成立兴中会，发动反满的武装起义开始的。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筹得一部分捐款，在他携款并带领一部分兴中会成员回国的途中，在船上，他向随行的人员做宣传鼓动说:“杀满洲佬，复明之江山”。这跟当时会党的反满意识是一致的。会党是由明末清初反满运动和反满思想在下层社会沉积的结果，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反清复明的思想基础是把入关主政的满人视为“异种”，不认他们是中国人，是“逆胡”，是“鞑虏”，必驱除而后可。所以，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从1894~1895年创立兴中会，策动广州起义，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都一直是抱持这种反满的民族主义。我们说这种反满的民族主义是属于最初级的民族主义。它的基本观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时期里，革命党人的言论、著作，凡讲到革命的问题，皆以满人非中国人为中心论点。如章太炎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绝大部分篇幅都在力辩满人非中国人，满人入中夏，未曾同化于汉人，而是“凌制汉人”。章太炎说:“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邪?”又说:“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又如邹容之《革命军》，也是以大部分篇幅谈论反满，满纸满篇的“贼满人”如何如何，所以被孙中山称之为“反满最激烈之作”。邹容在谈“革命之原因”时，开头就说;“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又说:“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吾今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驱逐凌辱我之贼满人，压制我之贼满人，屠杀我之贼满人，奸淫我之贼满人’”。章、邹两位是同盟会成立前革命党中最重要的宣传家，可以代表革命党人一般思想状态。

　　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这一时期，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核心就是排满。他不但在对中国人宣传其革命主张时，极力以反满为号召，即在向外国人说明其革命宗旨时也毫不含糊地表明其反满的立场。如他在1897年3月为英国人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又如，他在1900年7月在新加坡对英国殖民地官员谈话，解释他与康有为的分歧时说:“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又如，孙中山1903年9月，同样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一篇文章里说:“满胡以异种入主中原，……当入寇之初，屠戮动以全城，搜杀常称旬日，汉族蒙祸之大，自古未有如是之酷也。山泽遗民，仍有余恨;复仇之念，至今未灰”。在这篇文章里，孙中山还讲了一个很极端的故事。他说:“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闻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这个故事很可能真有其事。这正好说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反满的民族主义是颇有其群众基础的。所以，直到辛亥革命，创建民国，孙中山都一直努力“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十六个字中，有八个字是讲反满的民族主义。而另外那八个字，大多数革命党人都不甚了了。同盟会革命元老柳亚子就曾说，当时“大家对民生主义都是莫名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是装装幌子而已。……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即反满——引者）”。

　　不过，就孙中山本人而言，同盟会成立后，他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宣传确是花了不少的力气。他非常明确，他的革命目标是在推翻满清的君主专制统治之后，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革命目标，应当说，实即是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他曾对自己的革命同伴解释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他又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11。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具有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因此也可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进入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的范畴。然而实际上，孙中山直到辛亥革命，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以反满为主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看，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的反满言论仍然很激烈。如他说:“中国今日何以必需乎革命?因中国今日已为满洲人所据，而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至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所以，凡“不忍见神明种族与虏皆亡”者，都应积极参加反满革命12。这是1910年说的话。同一年的12月，他在《致星加坡同盟会员函》中说:“大抵数月间大军即可发起，以应思汉之心，而覆丑胡之政府”13。1911年6月，孙中山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说中还说:“同盟会组织一大团体与满洲对敌，非与同胞争意气也”。“满政府立心之狠毒，无一不欲绝汉民之生计。但吾无怪其然，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以满洲少数之民族，不能不设种种之苛法，以断绝吾人之生计”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