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2)

　　檀香山即火奴鲁鲁(Honolulu)，属于夏威夷群岛的首府和良港，位于瓦胡岛南岸，东距旧金山3857公里，西隔菲律宾首都马尼拉8516公里，素有“太平洋的十字路口”之称。约在4世纪，波利尼西亚人乘舟来此定居。18世纪末，酋长卡米哈米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哈建立夏威夷王国。1893年，该地成立共和国。旋经美西战争，美国政府于1898年7月7日将夏威夷群岛正式并入美国版图，并于1900年5月14日任命桑福德·多尔为第一任准州州长。（注：上述有关夏威夷群岛的背景资料，多由南开大学主攻美国史的李剑鸣教授所提供。）整个群岛面积并不大，仅1.7平方公里，其经济发展也不突出。

　　1899年12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谕称：“康有为及其死党梁启超先已逋逃，稽诛（诸）海外，犹复肆为簧鼓，刊布流言，其意在蒙惑众听，离间宫廷”，“狼心未改”，“着海疆各督抚懔遵前谕，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即使实难生获，但能设法致死，确有证据，亦必从优给赏。”（注：《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454页。）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接到上谕及新任商务大臣李鸿章的电报后，“一面飞致函电各领事密悬重赏，广购眼线，如购致康有为者，赏银一万两，梁启超赏银五千两。如不能拿解，当场格毙验实，亦一律给赏”。（注：1900年2月3日伍廷芳致总理衙门函，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4页。与慈禧太后一班人急需捕捉康、梁的迫切心愿相比，伍廷芳所承诺的1.5万两赏价还谈不上“重赏”。次年2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清廷再次发出通缉上谕，明确开例赏价：“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470-4471页。）史扶邻根据英国国家档案资料称，这10万元赏格后来被李鸿章等人增加到14.5万两，“虽然李鸿章曾向香港总督卜力保证，他曾拒绝过一个行刺康有为的建议，但他却把北京给康有为的头颅订下来的十万赏格增加了四万两”，“上海县丞在原来的赏格之外又加了五千两”（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66页。）按：若就悬赏捕捉康梁的诱惑力而言，10万两与14万两之间，或14万两与14.5万两之间并无实质性的差别，李鸿章与上海县丞如此加码，似无实际意义，无非是向朝廷表白他们响应上谕的积极性而已。）

　　据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称，他是在19世纪的最后一日即1899年12月31日下午2时登上檀香山口岸的。梁氏于10日后向孙中山函禀行踪时，亦将抵檀日期称作12月31日，列文森等人的著述亦多从梁说。但据清方领事及时向伍廷芳所禀全文来看，梁氏上岸日期为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亦即公历12月30日，较梁氏自述相差1日。究竟是长途劳累而且还晕船的梁启超自己记错了，还是清方领事的禀报有误，待考。而一般说来，后者的工作流程当有逐日记载，其失误的可能性更小。

　　列文森说：“梁启超上岸了，一个同事迎接了他，并为他在爱林顿旅馆安排了临时住所”（注：［美］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中译本，第84页。），但梁启超本人在《夏威夷游记》中记载得很清楚：“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无知者，一人独行，言语不通，甚苦之，于是投亚灵顿客寓中暂居。……夕间同志已闻余之来，其不在禁限（指当地关于防止淋巴腺鼠疫传染之禁限——引者）内者，有数人来谈”（注：《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92页。），意即上岸时无人迎接。如果真有“一个同事迎接了他”，他没有必要故意隐瞒。孙中山的好友钟工宇后来也回忆说：“梁启超作为一位政治流亡者来到檀香山，事先并没有宣布。”（注：Chung Kun Ai, 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转引自［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62页。）

　　梁启超是化装改名，手持日本国护照而秘密抵达檀香山的。上岸之前，即遭到清朝政府驻檀香山领事的严密搜查。只因日本驻檀领事出面交涉，得允上岸。据清领事当时向伍廷芳报告：“十一月廿八日日本邮船名香港丸抵口（注：1900年2月3日伍廷芳致总理衙门函，《伍廷芳集》上册，第75页。），当即会同美国税关官员登船，严密稽查。其搭客姓名册内，并无梁启超其人，亦无中国装束、形迹可疑之人。惟头等客舱内有已经易服剪发自称籍隶日本之吉田松阴一名，其面貌与市间所售梁逆照相片无异。经税关再三盘诘，始露痕迹。惟该逆持有日本政府护照，碍难驳回。复与税关密商，暂照日本工人入口办法，将其行李搜查，该逆所带银两不及美洋五十元，与不准登岸之例适相符合。正在设词扣留，不料日本领事已得消息，亲来力争，确保登岸。税关以该逆已改日名、隶日籍、服日装，携日本政府护照，有日本领事保护，过为坚执，恐碍邦交，税关实亦无此权力阻其登岸。该逆现寄寓客店，尚未招摇煽惑，容随时加意访查，再行禀报。”（注：1900年2月3日伍廷芳致总理衙门函，《伍廷芳集》上册，第75页。不知梁启超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还是不想让读者知道檀香山清方领事与美方税官对他的搜索，以免读者感到他所从事的救国活动的狼狈和危险性，影响组织发动与筹款，其《夏威夷游记》对被搜过程与日本领事暗中营救过程毫无涉及。）

　　钟工宇还回忆说，当檀香山的爱国华侨得知梁启超这位“政治流亡者”来此，“消息却像野火般传开来。……人人都想见这位著名的改良派”，“我也拜访了他，被这个人的魅力深深迷住了。我们这伙人是这样的热心，于是成立了一个‘保皇会’分会。……我们收集捐款送往澳门和香港的本部。我大概总共送去了三万元。梁启超本人忙着到处去演说。他对北京的腐败和政治阴谋内幕的揭露，他对可怜的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紫禁城内中南海中的一个小亭里的描述，以及他要使中国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方案，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的谈话，都使我们热情鼎沸，激动不已。……许多人慷慨解囊，捐钱给梁，以供他个人使用……”（注：Chung Kun Ai, 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转引自［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译本，第162页。）显然，钟工宇等广大华侨之所以如此热烈地欢迎梁启超，并非因为他是孙中山介绍来的朋友，而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改良派”和“政治流亡者”，还有他那动人的演说与“其他的谈话”所蕴含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