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7)

　　梁启超对坚持站在孙中山一边的兴中会骨干刘祥、邓从圣等人相对尊重，可谓难得。他在致函徐勤时，一边嘱徐动员刘、邓二人加入保皇会，充实本会的力量，一边提醒徐，不要再像康有为那样诋毁对方和轻视对方。他说：“行者之党有自檀归帮办事者，一曰刘祥，一曰邓从盛，檀人皆极称其才，以为出现今檀居诸人之上。邓尤为倾家数万助行事者也。今皆在香港，刘则在东西轮船公司为买办云。兄不妨偕刚、智（即负责广东勤王事宜的江之岛结拜者梁炳光和张学——引者）往见之，说其入我党，看能否？若得之，可帮多力。但说彼时，不可诋行者。但云今日用‘勤’字机会最好，而我党众多力厚云云可耳。盖闻其于行者，尚始终不渝也。此间人至今无背行者，彼能令众人所服之邓某倾家而不怨，至今犹助之。此两人岂可全轻者？吾党夙诋之，谓其本来无一物，未免掩耳盗铃。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得无太不知彼乎？吾辈日轻行者，其毋使他日之所成，尚不及行者也。行党今亦轻我，其谓吾党皆书生，必不能成事。吾党其思何法可以间执谗慝之口也。然我辈同心实痛，故弟每闻行者之言，未尝不愧也。”“教会诸人，望兄极力周旋之。行党亦不可得罪，多与少□委蛇可也。相见时不可与驳论，或当偷学其方术，彼辈用心于此事既久，阅历深于我也。”（注：1900年4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梁启超致徐勤函，抄件。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8-240页抄录过此函的大部分。唯独未录可以继续反映梁启超之于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态度这一段。又：永和泰司号司理刘祥系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被投票选出的檀埠本部主席，邓从盛亦作邓从圣、邓松盛，他在檀香山兴中会创立时，“尽变买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参加过1895年广州反清起义的筹备。（详见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21页。）

　　“偷学其术”固然属于不可告人的“小动作”，但毕竟是以“学”为核心，它表露了梁启超指望以孙中山之长补己之短的意念与决心。在檀香山发展保皇会会员与建议徐勤争间人皆称之。彼辈一归，取兴中会骨干刘祥、邓从圣时，梁启超为日后继续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始终留有可供争取的余地，并未同兴中会闹得誓不两立。

　　梁启超原本指望借助于赫钦此行的成功去大干一场，最终却大呼上当，悔恨交加，康有为及澳门等地师友纷纷怨责，更使他有口难言。他默默地前往道威等小岛发动筹款，迅速寄往国内，以便排解自己的悔恨，尽可能弥补一点由自己的空头计划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道威，他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为勤王运动筹款3万余。

　　梁启超在檀香山究竟筹集过多少款额？所曾寄出的款额又是多少？由于资料不全，至今众说纷坛。冯自由估计梁启超“募得款项华银十余万元”（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6页。），似乎略嫌夸大。

　　梁氏于离檀前一月即6月17日致港澳同人一函中及时通报了有关情况。他说，迄至此时为止，“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在这“六七万”数字中，已奉唐才常之嘱，寄往日本购械款1.6万元，“拟日内再凑一万四千寄往”，两项共3万元。又，已寄澳门中枢等处2万，其中寄港澳1.4万元，寄“东者”即上海6千元，还剩1-2万未寄，是因为尚未到手，“此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注：1900年6月17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梁启超致港澳同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0-241）。钟工宇回忆说：“我们收集捐款送往澳门和香港的本部。我大概总共送去了三万元。”（注：Chung Kun Ai,My Seventy Nine Years
in Hawaii，转引自［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译本，第162页。）

　　由于资料限制，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钟工宇是否属于专门负责寄款港澳者，也难以知道钟氏所寄是否包括了梁启超离檀折返前夕准备寄出的1.8万元捐赠，至少可以由此判断，梁启超所说“此后日日催收，收得即寄也”，还是有所践诺的，钟回忆寄港澳本部约3万，就大大超过梁启超此函所说的已寄港澳1.4万，即可以断定后来又补寄约1.6万元，此数就符合所剩1-2万元的估计。

　　台北知名学长张朋园先生同意梁筹款额为“八九万”之说，但又认为，梁“二万元被骗，再加上自己的消耗，一部分又收不起来，四五万元便没有了着落”（注：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149页。）。后学以为，若将“没有了着落”之数估算为“四五万元”，似有夸大之嫌。即使钟工宇的回忆有误，包括被骗的2万元在内的“没有了着落”的款额亦当明显低于“四五万元”之数。况且，我们目前还没有别的依据来证明钟的回忆有误。因而可以说，梁启超在经济上的疑点大致可以冰释，应将他与在用款等问题上确有瑕疵的康有为稍示区别。至于秦力山等事后借题发挥，欲将梁启超与康有为一锅煮，只因篇幅有限，且容另文辨析之。

　　 四、结论

　　综上所述，梁启超于赶赴美洲大陆途中，原本打算只在檀香山停留一月许，结果却因屡屡变故，事与愿违。美洲大陆没走成，檀岛一停就是半年有余。他原本指望保皇会与兴中会合作成功，共谋举兵救国，抵檀前即已与孙中山达成口头协议，旅檀后仍与孙中山保持通信联系，尤其为合作一事再三向乃师康有为犯颜力争，结果是康氏我行我素，而且忠言逆耳，孙中山的合作兴趣也已不浓，梁氏的合作规划又是事与愿违。檀岛的兴中会组织原本并非固若金汤，像刘祥、邓从圣那样始终追寻孙中山的革命身影者并不多见。梁启超在檀香山继续谋求合作的过程，同时又是他在该岛通过发展保皇会组织而全力筹款的过程，二者本属悖论，欲期兼顾，其难度似不亚于兼顾鱼与熊掌之类。这是因为，一方面，梁启超既然无法离开檀岛，又不愿断然与康有为的保皇党分道扬镳，势必就地为筹款勤王而效力，就地宣传保皇会的宗旨；另一方面，梁启超在兴中会的发源地檀香山筹款发动越多，孙中山在该地的政治地盘与影响力势必越小，就容易使孙中山怀疑梁启超的合作诚意，为双方谋求合作带来新的阻力。

　　由于梁启超谋求合作之愿最终付诸东流，喧嚣一时的勤王运动又最终夭折，并未酿出什么奇迹，梁氏在檀香山的所作所为就易遭对方与后世研究者之非议。个中尴尬，实由檀岛之行的多种因素所造成，并为梁氏始料所未及，主要不是梁氏的主观意愿所招惹，这至少不应影响我们对梁启超的合作思想及其人品方面的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梁启超固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活动家，但他的为人处世并非十分糟糕。即便是这位“流质易变”的政治活动家的思想活动之变，亦多属学者型的变，而不是政客型的变，与翻云覆雨的政客手法无涉。梁启超那较重感情、较讲信义的人际交往原则以及瞻前顾后、当决未决的风格，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形象与相关成就，倒是值得专题研究的。

　　平心而论，在清末各路救国志士中，较之地缘、学缘、业缘观念与小团体观念，团结合作的观念要淡薄得多，也重要得多。谋求团结却堪称梁启超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只可惜不曾引起后世研究者的适当关注，好象那不过是“政治骗子”的陷阱勾当或过街老鼠的乞哀求饶，不足为训。掩卷思之，我们似有理由视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缺憾。后世研究者最难做也最值得做的，大概就是透过双方合作不曾成功而反清志士的政治理想最终成功并且严然以“正史”的名目载入史册的结局，回头考察复杂的历史过程，清理形形色色的因果联系以及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历史真相与评判标准面前，用职业行动去体现人人平等或派派平等的学术原则，而不是以历史的结局取代对历史过程的分析，或以历史的结局为坐标，先验地推导与苛责历史的过程，将某些主观归纳所得的历史必然性旁若无人地当作宿命论去演绎，不自觉地陷入以成败论英雄的功利主义误区，进而以非此即彼或厚此薄彼的力学思维定势以及相关的定性分析与价值判断取代中立的和基本的事实判断，从而把自己的研究降低为“胜利者的宣传”。

　　人们常说历史是复杂的，显然主要不是指相对简单的历史结局而言，而是就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言。只因研究者常受历史资料的数量与质量的种种限制匮乏或杂乱，加上主观性较强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事实判断的影响，欲期切实把握复杂的历史过程，良非易事。不过，惟有尽可能地从复杂的历史过程中感悟历史的真实，也许才有可能行之有效地去接近与解读深沉的历史内涵，掂量历史的分量与代价，问心无愧地显露一份属于自己的职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