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6)

　　应当指出，梁启超之所以能在多灾多难的檀岛克服重重困难，在短期内使保皇会的组织发动颇见起色，固然同他那名震遐迩的著名改革者与政治流亡者的声名、感情丰富的政治演说、深入细致的组织发动是分不开的，但同孙中山一手创立的兴中会的政治基础也不无关系。梁在某函中提到，“檀山人心踊跃异常，人人咸怀忠义，尽力以赞大举。现时捐会份二千份者二人：黄亮、钟木贤；捐一千份者七人：黄□凤、林实辉、吉记、林刘氏、梁荫南、鲍海、钟宇；其余捐数百份者百余人……”（注：1900年3月17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梁启超致巴埠保皇会同志书，抄件。）恰恰是这些骨干带头认捐，才使梁对筹款10万元充满信心。而其中黄亮、钟木贤、钟宇、张福如等人就曾是兴中会的骨干分子，冯自由所列《兴中会会银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表》就清楚地记载着他们的姓名。尽管他们在当时都只是“捐入会底银五元”，远不及后来向梁启超捐银那么大方，但兴中会毕竟是他们涉足政治活动，以实际行动关心祖国政治命运的起点。

　　梁启超在兴中会的发祥地檀香山发展保皇会组织，使昔日的兴中会会员纷纷转向，汇聚在并不曾为孙中山所接受的“保皇”旗帜之下，“兴中会的策源之地，居然成了保皇派的活动之区”（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上册，第110页。），形同“鹊巢鸠占”（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第107页。），此事原本就容易使孙中山迁怒于梁启超，也容易使后世研究者根据兴中会会员转向保皇会的结局，去逆向推导和指责梁启超前往檀香山时的主观动机。倘若由梁启超竭力敦促和牵线的康、孙之间的合作或梁启超告别乃师康有为而直接同孙中山的合作果真成功，过去的一切都好说。既然康、孙之间最终反目，作为康门大弟子的梁启超最终又不曾抛离师门，而且后来还公开站在暴力革命与民主立宪论的对立面，梁在檀香山所做的一切，也就容易成为影响梁、孙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对孙中山来说，使一切都不难从头想起，欲将新账与旧账一起清算。尽管孙中山在复黄宗仰函与《敬告同乡书》中并不曾具体针对梁在檀岛的情况而开火，但感情的疙瘩与愤懑已经横贯于胸。

　　梁启超于3月13日致乃师康有为的那通函件写道：“……且行者（指孙中山——引者）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注：1900年3月13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1页。）不少论著借此认定梁启超当着孙中山说的是一套，背着孙中山却千方百计争地盘，是十足的“两面派”和“政治骗子”。其实，梁启超此语恰恰是在批评师长等讥笑孙中山“毫无势力”的“空言”而发。倘若通读全函，梁氏的本意就看得更加清楚。此函劈头即说：“同门无人才，弟子始终不能不痛恨此事。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与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弟子每一念及南中（指梁氏好友唐才常等即将在南方举兵一事——引者），时时惶惑屏营，不知所措。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弟子每思此，辄觉无地自容。”（注：1900年3月13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9页。）可见，梁氏此函与其谋求同孙中山合作之意愿并不十分矛盾，因为谋求合作也是需要实力的。何况，当时海外绝大多数爱国华侨的确都对勤王运动寄予厚望，康、梁师徒理当考虑有所交代。

　　冯自由称：“总理初闻梁专心组织保皇会，尝驰书责其失信背约，梁竟无词以答。”（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6页。）不少论著亦从冯说。窃以为，尽管我们目前还无法找到孙中山的这封函件，还无法断定孙中山究竟是从什么角度和在多大程度上来谴责梁启超的“失信背约”的，有一点可以肯定，滞留檀香山期间，梁启超一直在争取与孙中山取得联系，继续谋求合作，“梁竟无词以答”云云，当与史实不符。及至4月28日，梁氏在致孙中山之函中，仍在重申“必当合而不当分”的主张，期待“握手共入中原”（注：1900年4月28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梁启超致孙中山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至于孙中山是否回函过，倒是不得而知。就在函孙之次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仍然为自己的合作主张辩解，并强调：“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持前说，不敢因噎废食。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网罗豪俊之法，莫要于阔大大度，而莫恶于猜忌。盖猜忌二字，最易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子所责弟子多疑之说，弟子今知其弊，痛自改之。然此义乃欲施之于同门不同门，皆如是也。”（注：74 1900年4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2页。）

　　梁启超不是不知道“此种言论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注：何擎一语，《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8页。），但他坚持要说。他不仅多次对孙中山说，还冲着康有为等反复说，这显然不是“两面派”之类所想做与所能做的。及至离檀前夕，梁启超还不无自信地函告孙眉：“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注：1900年7月17日梁启超致孙眉函，抄件。）梁启超由日本转道上海。据日本东亚同文会驻沪成员井上雅二估计，“梁启超和孙中山不久前似在东京会见”，但彼此“没有成为同志”（注：《井上雅二日记》，《近代史资料》第74号，第125页。），当与孙中山的挚友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因康有为误解和指控而在新加坡被捕一事发生关系甚大。此后不久，梁启超仍在通过陈少白而谋求两派合作（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64页。）。滞留檀香山期间，梁启超究竟在孙中山背后搞过哪些小动作？冯自由的著述似乎并未提供具体的实证，尚需相应的资料挖掘。窃以为，地盘与经费固然属于暴力革命者与保皇者在留日学生与海外华侨中的必争之物，夸大自身力量与前景之言行在所难免，但置身檀香山的梁启超毕竟仍在着眼于两派合作之全局，常从“同门无人才”的现实中看到反清革命先驱孙中山的过人之处，故对孙中山等人还是比较尊重，为携手合作留有余地。

　　正因为梁启超对保皇会内部的种种缺陷与漏洞及时了如指掌，他才深感焦虑，忧心如焚。他对康有为说，自己在原兴中会会员钟木贤、张福如等人面前宣传保皇会时，“不无夸张之词，实愧见之”（注：1900年3月13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0页。），心里总感到有些空虚，这显然不是一个惯耍阴谋诡计者所应有的态度。尽管康有为多次函嘱梁启超在檀岛选派“海陆军人”，充实港、澳等地机关的力量，梁却迟迟下不了决心，其中一个顾虑就是“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此间人无论其入兴中会与否，亦皆与行者有交），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归来，吾党之人既已如此（弟子此言非轻镜、介也。其人慎密之甚，乃至同志中得力之人亦不交一字，则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者几希矣）。而彼党在港颇众，檀山旧人归去从彼者，如刘祥、如邓从圣（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此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为了满足康有为的派人要求，梁启超还是打算“拟派三数人来，但不欲派曾入兴中会之人”（注：1900年4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3页。），以免兴中会中人看破保皇会的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