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5)

　　与此同时，梁启超还设想抽身赴澳洲筹款，只因他已约容闳于近期赴美协助筹款而作罢。4月15日，他函告雪梨保皇会同志，“弟前本拟即来贵埠，顷有与美国政府互商之事，日间容会长闳已约定即来美同办，故不得不候之，以此事关系重大也。”（注：1900年4月15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梁启超致雪梨保皇会诸同志函，抄件。按：抄件将农历三月十五日算作公历“4月14日”，并不确切。）康有为当时欲来檀香山，被梁启超劝阻。梁函告：“先生来檀之议，万万不可，檀禁华人更严于金山，弟子之来，乃以柏原名来者，仅能登岸耳”（注：1900年4月5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五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3-214页。梁氏称“以柏原名来”，意指借日本好友柏原文太郎的护照而来。近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先生向笔者提供线索，柏原文太郎在回忆中亦称是他向梁氏提供了走美洲所用的护照。不过，据清方驻檀香山领事在梁氏靠岸前的搜查结果所知，梁氏所用的是吉田松阴的护照。当以清方领事所查为准。）。

　　争取赴美洲大陆的计划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此檀香山地方政府以防疫为借口阻止华人入美的条规经梁启超再三交涉之后，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随之而来的是护照问题。梁离日赴檀时所用的是日本政府颁发的护照，现在日本驻檀领事告诫他：该护照在美国大陆已不能继续生效，“若往金山，彼处日吏不能肩保护之责，苦口劝勿往，并云已告金山领事，此护照作为废纸，若往，恐生大不便”。梁启超无奈，又不得不决定“现时暂不往”，“暂留招待”（注：1900年4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1页。），继续办理当地保皇会事务，盼望赫钦传回佳音。结果，赫钦携梁启超辛勤获捐的2万元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

　　美商赫钦骗2万元而去，梁启超于心不甘，仍然设法争取赴美资格，锲而不舍。经过几番努力，始见转机。

　　7月4日，檀香山保皇会举行盛宴，为梁启超的美国之行募捐，“共加捐六千余金”，其中黄亮、钟木贤各加捐1000元。再过3日，黄、钟“又各加捐三千元”，曾经向保皇会捐过1000元的孙眉也托来50元作为馈赠。梁启超打算7月10日乘“阿士梯耶”号赴美，只因当时船票十分紧张，需要提前两周左右方可“得船位”，而此时此刻，两湖、两广的勤王起义在即，他又接到从新加坡、香港两地发来的催他回国襄理起义的电报。经过一番权衡，梁启超对孙中山之兄孙眉说，襄理国内起义一事“有弟不为多，无弟不为少”，而“美国事则惟弟就近前往乃可也，故现时仍〈以〉往美为多”，他计划于7月20日离檀赴美，还接受家住茂宜的孙眉所托，准备将自己上门传授过功课的孙眉之子孙昌(1881-1917)带往美国深造，嘱孙眉速送孙昌于近日来檀岛候船（注：1900年7月7日梁启超致孙眉函，抄件。）。

　　一切准备妥当，梁启超只待20日赴美，以实现自己近年来的一个夙愿。讵料成行前3日，“接有新嘉坡电文两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皆催弟即日回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梁启超估计，“看此情形，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他当即函告孙眉，自己不得不取消美国之行，“改而东归”，决定交1.2万余元赴美捐款直接用于国内起义，于18日乘日本丸离檀先取道日本，再折返上海，相机进取。而“弟既东行，行踪无定，所有阿昌相随之议，似可作罢论。盖东方无甚可开见识之事，而阿昌现当就学之年，似仍当令其入书馆，胜于东归也。此子循良，弟甚爱之，望其勉学成就，他日共事之日正长也。”由于滞留檀香山半年期间不见孙中山的回音，而勤王起义迫在眉睫，离檀之前，他向孙眉再次表明自己欲谋与孙中山合作的心愿，嘱将新获捐款“赶收赶汇”，以应国内“需款之急”（注：1900年7月17日梁启超致孙眉函，抄件。），然后匆匆踏上返日航程。

　　梁启超离开檀岛之日，也就是其庚子年美洲大陆之行的计划彻底告吹之时。

　　 三、就地筹款

　　赴美不成，梁启超在檀香山滞留凡半载余，一边就地筹款，全力支援已折回国内随时准备冒险发难的好友唐才常等人的勤王活动，一边纷纷致函藏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与澳门勤王运动总机关等，不厌其烦地献计献策。关于后者，因篇幅有限，本文姑置不论，兹针对梁启超的就地筹款活动稍作说明。

　　梁启超抵达时，正值瘟疫刚过，地方政府以防疫为借口，纵火焚烧华侨居住区，当地华侨不啻雪上加霜。据梁启超估计：“经白贼，劫火之后，损伤五百余万，元气大耗”，能否在那里筹款“十万之数”，他“犹未审能必得否”（注：1900年3月13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致丘菽园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2页。）毫无把握。

　　梁启超借助于精采动人的演说告诉广大华侨，只因清廷腐朽，祖国落后，彼等才得以在国外备遭歧视和欺凌。他大力宣传举兵勤王的重要性，激发华侨的爱国热情，号召他们加入保皇会，踊跃解囊捐款。他在檀岛的短期活动，使那里的保皇会组织发展迅速，有声有色。他迅速组织起一个以梁荫南为总负责人，钟木贤、黄亮、张福如、钟宇、卓海等9人为骨干的领导集体，“许预机密”，而且分工明确。凡“与总会会长及各处本会密商事”皆由梁荫南经手（注：1900年3月20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5页。）。“密信皆由彼手收手复”（注：1900年3月28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梁启超“复诚、忠、雅三君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8-211页。）。在梁启超看来，他们都是“肝胆可托，一切可共者也”（注：1900年3月20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5页。）。

　　尽管新加坡侨商丘菽园慷慨解囊20万元捐款使康有为所镇守的新加坡所获款额在各保皇会分会组织中首屈一指，而檀岛一地组织之严密，发动之普遍，实为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海外其他分会所不能企及。梁启超曾对筹款10万左右毫无把握，而一周甫过，根据会员发动情况，他即改变自己的看法，变悲观为乐观。3月15日，他在致简兴仁函中，就重点通报了自己近期内的活动成果：“现时弟在檀香山，檀埠会已大成。正埠四千余人，而入会已及一万二千余份。”（注：66 1900年3月15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梁启超致简兴仁函，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