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3)

　　第三种是由“耕织结合”向单一种植业模式发展，这也是一种真正的“耕织分离”。随着乡村手工业在部分农户生产中地位的上升，这部分家庭的粮食供给不足，或手工业生产所需原料不足，于是种植业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中的农产，可能加大农业生产力度，形成单一农业生产模式。依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及市场环境，其过程可能呈现出三种向度：一是农户不再从事家庭手工业，将劳动力主要配置在如棉花、大豆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并且只生产家庭所需的必要粮食作物，其极端形式是完全放弃粮食作物种植。二是将家庭劳动力主要配置在粮食作物生产上，既放弃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不再从事家庭手工业经营。三是采取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混合经营模式。单一种植业模式的主要目的也是满足市场需求，因而也是一种完全的商品经济。但是，从耕织结合向单一种植业模式的变动，不仅取决于土壤与气候的适宜度（如某一区域只适合于植稻、某一区域则适合于植棉等），也受制于土地制度安排、家庭构成等社会因素，在小块土地经营制下，难以产生单一种植模式的规模效应。

　　市场与技术构成“耕织分离”的共同相关函数，即市场越发达、技术越进步，“耕织结合”的模式就分离得越彻底，无论哪一种模式的变动都使得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否则，“耕织结合”只能在其固有的轨道上缓慢地前行。

　　三、近代农家经营模式变动的历史图景

　　当然，理论模型终究只是一种理论抽象，它只能为我们分析历史问题提供一种思路，为归类分析提供一种依据，而永远也无法替代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在近代中国农村，时代的特殊性与地域的复杂性，决定了农家经营模式变动的曲折性和反复性，这是任何理论模型都无法反映的，具体来说，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变动的历史图景可作如下描述：

　　1．以农业为主，以市场导向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为辅的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农业与手工业仍然在家庭内部结合着，但手工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这种模式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存在，但进入近代以来，发展得更为普遍与广泛，乡村纺织业、造纸业、编织业、榨油业等业中都出现了这种方式。在纺织业中，各地都存在着农户在农闲季节织布，所织布匹负至附近集市出售的现象。以南昌附近的农村为例，“土布皆为南昌四乡农民所织，南昌之农民，各家皆有织布木机，且所备机数皆按各家人数之多寡，所有摇管牵纱织机等事，悉由本家之男妇老幼同力合作。其开始织布之期，大率在每年农事毕时，至翌年将行栽秧，始行停止。……每日织出之布，则由家中男丁负入城中，向各专卖土布店零售，随时复在城内纱号零买洋纱归家以供纺织。”（8）这样，在农闲时节有效地利用了家庭劳动力，补充了家庭经济收入。

　　乡村造纸业是一种商品经济，它的存在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且多以农家副业形式存在。四川夹江纸业“多系家庭工业，全家无论老少男妇，均悉制纸之法（规模较大者，亦当雇工与其家人合为之）。农忙时，多从事田间工作，有余暇，方操是业”（9）。

　　河北、山东、河南草帽辫主要销往国外，但仍系家庭副业。在河北青县兴济镇，“大抵妇女闲暇时，始从事于此，手工所得，借补家中日常小费，或供儿童零用之资，或未嫁女子，稍备妆奁之助”(10)，在家庭经济中处于辅助地位。在河南荥阳县农村，“妇女们整年以编帽为其日常生活，终岁辛劳，可赚一二十元”(11)。在山东农村，草帽辫的编织系农家“妇孺自为经理”，“当夫夏日炎炎，农人从事南亩之时，其家人则朝夕勤劬，以为草帽之编织，盖购者之需要无时，使不广为储积，则一旦供不给求，遂致坐失厚利”(12)。农家手工业与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编织草席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龙须草的种植，并使其进一步增值。

　　榨房需要资本较大，普通农家难以经营(13)。榨房的工作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每年榨桐油时期为十一月、十二月及次年一、二、三月。榨其他植物油为五月至八月。每年之四月、九月、十月等则为全无工作之淡月”(14)。在不产植物油的农村，榨房开工时间更短。糖房与榨房性质类似，投资较大，“大糖房约需三四千元，小者则仅千余元”(15)，一般农家亦难以独力经营。在云南农村，“系由蔗农十家或二十家集资购置工具，合设一糖房制造。其榨制之分配，以蔗之生熟为先后，或抽签分配。制糖工人由同伙中担任，每百斤糖扣五斤，以为酬劳，工具公用，惟拖榨辊之牛则由各糖主自备”(16)。当然，这不等于说就没有独资经营糖房者。

　　2．以市场导向的手工业生产为主、以农业为辅的新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在乡村纺织业、丝织业中较为普遍。河北高阳、宝坻农村织布业是这种新经营模式的典型地区和行业。除了人均耕地不足、农业生产条件（如水利、气候等）等与全国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地方商会与地方能人的带动下，随着织布工具的改良与引进，外地市场的开拓，织布效率大大提高，从事织布业的比较利益突出，农户纷纷将劳动力、资本投入到织布业中来，形成近代中国蔚为可观的乡村织布业经济区。虽然农作物种植业依然是农户不可缺少的生产活动，但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下降。例如，1924年，宝坻织布区内织户每家依靠织布平均纯所得为105．11元，依靠农作物的净收入，佃农平均为26．38元，半自耕农为86.62元，也就是说，佃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80%，半自耕农的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55%(17)。高阳织布区1932年共计50793人从事织布，据对344家织户的统计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织布工资75.11元，占49.12%，自织布匹净利45.69元，占29.82%，两项合计为120.7l元，占78.94%，而平均每户耕地净利仅27.96元，占18.29%，副业及其他工艺收入4.24元，占2.77%……织布在高阳织户经济地位上的重要，可见一斑”(18)。一般情况下，农户往往将家庭主要劳动力投入到手工业生产上，如潍县织布区，农民手工业者“常年昼夜制织，一家男女轮流，农忙时，壮年男子白日农作，晨晚仍须继续织机，一家有布机一、二台者，有四五台者”(19)。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劳动力分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