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农家经营模式的变动(6)

辛亥革命网 2011-05-12 00:00 来源:《学术月刊》2005年12期 作者:彭南生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本文采取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农家经营模式①的变动进行归类分析,认为“耕织结合”的传统模式主要呈现出四种变化:(1)以

  4.纯手工业经营模式。近代中国农村中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曾零星出现过不具备规模意义的单一手工业经营模式。如在高阳织布区内的小王果庄,1916年间,该村“有一半以上人织布,各家置提花机一、二、三张不等,还有七八户分别有织布机七八张”(29)。一家农户保证三张以上织布机的生产,不仅需要全家劳动力、而且需要雇用外来劳动力才能做到,因此可以说这类农产是完全以织布业为生的纯手工业经营户。高阳织布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小型家庭织布工厂,“如南圈头齐云亭的织布厂,有十几张楼子机,专织麻布、线毯;小王果庄刘景山的织布厂,有八张机子,雇了十几个人,给高阳的仁祥、义祥、增祥织茬子,专织贡丝缎、麻缎、五花格等;小王果庄刘进川的复兴工厂,有几十张机子,二十多个人,以织棉的绉为主,附设浆麻厂,除为自己厂浆经外,还给附近各村织户浆麻”(29)。

  丝织业中,广东顺德所属伦教地区,“专营丝织之蚕农,凡四百余户。每户均有足踏木机或铁机三四架,以人力发动,而织造纱绸等”(30)。湖北武昌东乡织造的绉纱是国内著名产品,“该业计分绉纱机坊及绉纱号两门,在乡间织造绉纱者,称为机坊,在汉口收买及批发绉纱者,为绉纱号。机坊概在武昌县属东乡之九峰、花山、磨山,北乡之招贤里、南乡之五里界等处,合计大小不下千家,距汉口仅五六十里,一昼夜可以往返乡间,人民有以织造绉纱为专业者,亦有作为农家副业者,前者常年工作,后者农隙时工作”(32)。很显然,所谓以绉纱为专业的农户,可视为纯手工业经营户,其他则是以农业为主、以市场销售为目的的手工业生产为辅的兼业农户。有些地区丝织业虽仍被视为农家副业,但其经济意义已超过农业。例如,江苏盛泽,“盛泽镇四乡近四千户的农家,几乎都以纺绸业为副业”(33)。不过,盛泽纺绸业之为农村副业,和普通的有几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普通所谓副业,如其名所示,是从属于农暇时的一种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恰恰相反,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还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如兴盛,他们竟至可让土地去荒芜。所以,年岁的丰歉,他们视之很漠然;而纺绸业的盛衰,却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所系。

  抗战时期,由于进口纸来源不足和文化用纸量的急剧增长,四川农村手工造纸业获得了很大发展,纯造纸经营户已经出现。夹江造纸业是纯粹的农民家庭手工业,“造纸是农民的副业,都零星的散布在四野的山舍里。做纸的农家,叫做槽户。夹江的槽户约有2500多家,他们都是以手工业小作坊的形式劳作着”(34),其中一部分槽户整年开工,算得上是专营手工造纸业的农户;“河东造纸槽户,农忙时停工者占半数,继续开工者亦占半数;河西槽户大半均于农隙时造纸,整年工作者约占三分之一”(35)。这些整年开工者,基本上脱离了家庭副业形态。

  在纯手工业经营户中,亦有从事多种手工业经营的,在河北定县大西涨村,全村340户农家中,从事家庭工业者有235家,以纺线、织布为主要副业,其中从事两种家庭工业者共39家,占14.23%,有纺线兼做豆腐、做犁架、做柜箱、织布兼做鞋、做犁架等(36)。

  5.最后,我们不能忽视“农工结合”即以农业为主、以家庭消费为目的的手工业生产为辅的传统经营模式在近代中国农村依然大量存在下来。学术界对此已有较多探讨。本文不再赘述。

  五种历史图景的演变既非线性式的、亦非连贯的。“农工结合”模式的变动既有在一定条件下的分解、分离,又有在新的基础上的重新结合,充满了曲折性与反复性。在政府对农民缺乏有力保护而农民自身又缺乏组织的情况下,弱小的农户完全暴露在市场面前,听命市场的摆布——在市场有利时,往往偏向相对利益较大的经营项目,集中投入劳动力与资本,于是出现了偏离传统的新经营模式,或以手工业为主,或从事单一种植业,或从事单一手工业,但种植什么作物,经营哪些手工业,则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充满变数;在市场不利时,农户又很快回复到传统的“耕织结合”模式。

  四、简短结语

  “耕织结合”的传统经营模式在近代中国呈现出多元分解的态势,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农工结合”模式的分离。在近代中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农家经营模式,虽然随着手工业经营内容的变更,两者结合的比例与方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从形式上看,“农工结合”始终是近代农家最主要的经营模式,两者真正的分离仅在少数时段、少数农家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单一的种植业农户与单一的手工业经营农户在近代农村是少之又少的,甚至一些通过手工业经营发家致富的农户,又将资本重新投向土地,购买大量农田,使农业与手工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我们也不能将这种回归简单地斥之为向自然经济模式的倒退,必须加以具体分析,除了近代农民具有的土地崇拜情结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农工结合”的农家经营模式实质上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种经营,是与近代中国特殊的经济国情相适应的。对缺乏有力保护的小农来说,“农工结合”的经营模式是作为弱势阶层的农民在应对市场的剧烈变化时,以不变应万变的一种更为稳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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