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2)
辛亥革命网 2011-05-12 00:00 来源：《历史教学》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研究日本。《魏书》的《东夷传》就介绍了日本的一般情况。明末清初有关日本的著述则逐步增多。薛俊在嘉靖初年著的《日本考略》，凡15略，是了解日本的百科手册。郑若曾在嘉靖末年编的《日本图纂》，绘制了中国最早的日本地图。郑舜功在万历年间撰的《日本一鉴》一书，涉及日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民情风俗。此外，还有《日本考》《日本风土记》等著作，均对中国人了解日本起到了促进作用。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1871年中日签订了《修好条规》后，不少文人学者热衷于研究和介绍日本。还有王韬的 《扶桑游记》、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备要》和《琉球地理志》、傅云龙的《日本游历图经》、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李筱圃的《日本纪游》、黄庆澄的《东游日记》等，再现了日本的社会风姿和人文景观。但是，这些论著多限于一般性的描述，介绍有余，思想性不足。甲午战争前后的有关日本著述，则有了一个新的飞跃，由一般性的记述升华到强烈的针对性和使命感， 将研究和学习日本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年中国第一批留日生的派出，将中国人研究日本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梁启超的日本观即受这种新阶段的制约，集中反映了日本研究中的新动向，同时又较一般人高出一筹。这就是其日本观的第二个特色：善于比较研究。
进行中日比较研究，是甲午战争后多数思想家采用的一种方法。康有为、黄遵宪等人总是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与清廷加以比较，阐述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梁启超虽然也沿用这一做法，发表过不少论著，但他较他人又深入一步，能站在世界各国竞争的高度，从东西方关系，对中日两国的发展加以定位，对中日关系提出真知灼见；从中日在世界文化变迁中的走向，分析中国应选择的改革疲乏路和向日本学习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种比较研究，则既有世界意义，又有地区特点，还较康有为等的观点要稍科学一些。梁启超曾明确指出：
观美国之富庶，而知民权之当复；观日本之勃兴，而知黄种之可用；观法国之重振，而知败衅之不足惧；观突厥之濒蹙，而知旧国之不足恃；观暹罗之谋新，而知我可耻；观德之锐意商务，而知其将大欲于中国；观俄之阴谋，而知东方将有大变；观俄日之拓张海运，而知海上商权，将移至太平洋；观德美日之争工艺，而知英之商务，交有蹶讯；观各国兵力之日厚，而知地球必有大血战；观土希之事，列国相持不发，而知其祸机必蓄洩于震旦。有天下之责者，将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
由是观之，梁启超的日本观是以世界为基点的。由此引申开来，他提出中日在世界竞争中有利益交叉点，日本应视中国为“兄弟”，应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其云：
夫欧人之心目中，蔑视我亚洲人也久矣。支那固视为彼怀中之物，即日本亦岂彼等所认为东方之主人哉。福建虽有不让与之约，而德觊觎之，彼其视其约，殆如无有也。倘一旦有分割之举，彼欧人之意，殆将使亚洲大陆之上，亚人不得有其寸土地。观于前者辽东之干涉，可知其用心之所存矣。……日本得一台湾，至今数年，未见活效，然则虽得地于支那，未必为日本之利明矣。故视与欧洲均势坐视成败之论者，诚所谓自撤藩篱，招唇亡齿寒之戚而已，殆非远见者之立也。
从中日在东西交往中的共同利害关系出发，梁启超严厉抨击日本政府的排华政策，郑重提出：
1，排斥支那人，即窒日本东洋商务扩充之机也；
2，欢迎支那人，可利用我支那之资本力，以助日本工商业之发达也；
3，排斥支那人，害彼此之感情也；
4，排斥支那人，即损黄种之资望，促东洋之危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