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2 00:00 来源：《历史教学》 作者：李喜所 查看：
梁的结论是：
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焉。故日本之志士， 当以学汉文汉语为第一义；支那之志士，亦当以学和文和语为第一义。
梁启超这种看法，一厢情愿，充满幻想，但从甲午战争后的世界格局看，的确是颇有见地的。这样的具有世界眼力的比较研究，使梁启超的日本观异彩纷呈，发人深省。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其具体内涵之后，必将加深这样的认识。
二、主要内容
梁启超的日本观主要有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组成：
一曰， 日本之强由于变法。
梁一向将日本视作由改革而振兴的样板，他总是以日本为例论述变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并大声疾呼走日本维新之路。他从日本维新变法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变亦变，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日本是主动变法的范例，一变而为世界一强国；印度是不求改革的典型，国势一天不如一天。梁启超明确指出：“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 割我台湾也。”改革，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良药。梁启超的日本观总是贯穿这一主线。
要改革，就须将静态社会变为动态社会。梁启超一向认为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变法是古今不易的真理，运动是天下万物的常态。日本之所以变法成功，首先是由一静变动，打破了传统的东方静态社会的模式，引入了竞争机制，将一潭死水弄活了。在梁启超看来，日本开启了社会的活力，才取得了变法的硕果。他极具煽动性地指出：
凡物之具永静性者，不加以力而不能动也。及其既动，不加以力而不能静也。中国、日本，同立国于震旦，画境而治，各成大一统之势，盖为永静之国者，千年于兹矣。日本自劫
盟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机捩一动，万弩齐鸣，转圜之间，遂有今日。后之论者，悼诸君所志之示成，而不知其所成盖亦多矣。我国自广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马关，一耻再耻，一殆再殆，而积薪厝史，鼾声彻外，万牛回首，邱山不移。呜呼，岂外加之力犹未大也，抑内体之所以受力者，有不任也。……抚王室之蠢蠢，念天地之悠悠，乃掩卷而长太息也。
观日本，想中国，掩卷叹息，忍泪而思，是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经常遇到的。日本可以在外力压迫下，行动起来搞明治维新，而清廷则只能求其末搞洋务运动。其根本的差异在于一学制度，一学“皮毛”。梁启超多次论证日本变法之所以成功，在于学制度这个根本，清廷则拒绝变革封建制度，仅注重引进“坚船利炮”，结果仍然不能将静态变为动态，不能唤起全民的变法勇气，招致甲午战争的惨败。他在《变法通议》中称：“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 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在上书张之洞时，梁启超又进一步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