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5)
辛亥革命网 2011-05-12 00:00 来源：《历史教学》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二曰，建立开放的环境。
古代搞改革可以关起门来搞，近代的改革由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并带有世界意义，闭关自守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改革和开放如某车上的左右轮，缺一不可。客观来讲，开放是改革的基础，改革是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梁启超在认真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史后，在甲午战争后的数年中总是批判闭关自守，呼吁清廷开放。他认为日本由于开放，一是加强了和世界的联系，使日本成了世界一分子，进入了世界民族之林；二是促进日本工商业发展，解决了日本发展经济当中难以克服的许多问题；三是加强了日本与西方各国的文化交流，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更新了观念，解放了思想 四是培养了日本人的竞争意识，滋长了争强好胜的进取精神。而这种在开放环境中形成的竞争思想，对一个民族的腾飞和改革的成功尤为重要。梁启超指出：
西方天演家之言曰，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久而久之，其所谓优者，遂尽占世界之利权，其所谓劣者，遂不能自存于天垠，此天演之公例也。虽然，优之与劣，果何自分手， 而强者常趋而进于优，愚而弱者常退而即于劣。故自存者必以求智求强为第一义。等是人也，何以此智而彼愚，此强而彼弱，合众人之识见以为识见则必智，反是则愚；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则必强，反是则弱；故合群者战胜之左券也。……东西各国，皆合其一国之力以与我相竞，我亦必合一国之力然后足以抵制之，大局昌，则人人受其利；大局损，则人人受其害。
一个国家开放的过程就是走向和世界各国竞争的过程。梁启超通过日本的开放历史，引申出竞争的观点，是颇富哲理性和现实感的。说到底，建立开放的社会环境就是逐步确立世界一体化的自由竞争机制。没有这种机制，改革不可能成功，民族不能振兴。梁启超在百年前能看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三曰，重教育，育英才。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他将教育视为救中国的根本。甲午战争后，随着其改良主义政治理论的逐步系统化，其对教育的改革以及通过教育来培植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言论越来越多，并且亲自执鞭任教，献身于新学堂的创建的维新人才的培养。这虽然与他“开民智” 的一贯主导思想密不可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受日本的影响。在梁看来，日本之所以变法成功，之所以在短短二三十年内雄视亚洲以及世界，根本的原因是重视教育。试一解甲午战争后梁的论著，总是反复以日本兴办新式教育的历史经验来呼吁中国人为教育的勃兴出资出力。他明确指出：“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致，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梁启超从变法的政治指导出发，把办政治学堂放在首位，其日本观带有明显的实用性质，受其政治需要所左右。不过他确实看到了日本社会变革成功的根本。教育这种功用，是潜在的，又是带决定性的，愚蠢的政治指导者往往会忽略。梁启超特有的政治敏感，使他不仅能从日本的教育来促进清末教育的发展，而且还将女子教育特别是日本的女学视为开民智的关键。这对一向歧视妇女的中国人来讲，确有振动。请看梁的惊人之论：
今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学校，人多信之。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女学，人多疑之。其受敝之原，尚有在焉。今日攘臂奋舌，以谈强国，震惊于西人，而思效其长者，则唯是船舰之雄也，枪炮之利也，铁路之速也，矿务之盛也，若此者，皆非妇人所能有事也。故谋国者曰，教妇人非所急也。而不知西人之强在此。……农业也，工作也，医学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 教授也，男子所共能，抑妇人所共能也。……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四汉文，五历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其与男学相出入者，不过数事而已。……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 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 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女子由于肩负着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的主要任务，其社会性和民族性往往大于男子。将女性的解放和素质作为衡量一国强盛的尺度，无疑是科学的。在甲午战争之后那种国民水平低劣的年代里，能够有这种见解的只有梁启超。因此，梁的日本观并非直观，而是观察和思考相结合，观日本和观中国相结合，观日本与观全球相结合，其哲理性和现实性、启发性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