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2)
辛亥革命网 2011-05-13 00:00 来源：《浙江学刊》2005年06期 作者：彭南生 查看：
在上述几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但是，“商联会”究竟是怎样成立起来的？最早的“商联会”是哪一个？史料说法不一，严谔声、余华龙等亲历者强调商界的自觉，许德珩则回忆说：“上海有个马路联合会，那是学联搞起来的”，(12)强调了学联对“商联会”的作用。据《申报》记载，“山西路商界联合会当六五商界表示爱国牺牲时即肇其端”，(13)另据最近辑录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载：“自1919年7月9日北城工商联合会筹备成立之后，陆续成立之各马路商会联合会共达65个”。(14)
“商联会”成立之后，基本上克服了各马路地域内各业中、小商人的涣散局面，但各路“商联会”仍自成体系，如一盘散沙，一个联合各马路“商联会”的“商联总会”已是呼之欲出，“以对外不可无统率机关，对内不可无集权枢纽”(15)，于是，“各路商界外顺世界之潮流，内悟散沙之非计，结合团体，先后组成商界联合会者有二十余路之多，又惧其各自为政，漫无统系也，于是有各路商界联合总会之组织”，(16)1919年10月26日，“商联总会”终于宣告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既巩固了已有的“商联会”组织，又将推动该组织在各马路等商业街区的进一步普及。
二
“商联会”既打破了以乡缘为媒介的同乡商人组织的界限，也突破了以业缘为范围的行业组织畛域，是一种以商业街区为活动区域的新型地域性商人团体，“商联会者，集合同路之铺户而成立，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旨”，(17)并在此基础上组成“商总联会”，体现了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上海商人社团的多元整合，形成与上海总商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鼎足之势。它之所以能后来居上，成为上海商界一支举足轻重的社团力量，乃在于它有着不同于其他商人团体的特点。
首先，直接面对同一商业街区内的广大基层商号，广泛吸收一般中、小商人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多数商人、尤其是广大中、小商人的意志和愿望。这同上海总商会以团体会员为主、同时吸收一些大商人为个人会员的做法不同，也与商业公团联合会完全以同业、同乡团体为会员的做法有异。“商联会”的会员或以同一街道的商号为对象，如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以上海南京路各商号组织之”，“凡加入本会之各商号须派代表一人与会”，(18)，山东路商界联合会“由本路华人开设之商店组织而成”。(19)或以同一街道商号为主体，同时吸收未设商界联合会的马路商店为会员，如汉口路商界联合会“以上海汉口路各店号组织之”，但“未组织商界联合会之各路店号经本会之许可亦得加入”。(20)或同时由几条马路联合设立商界联合会的，如天潼路、福德路组成天潼路商界联合会，嘉兴路、梧州路组成嘉兴路商界联合会，四川路崇明路组成北四川路商界联合会，东北城商业联合会则“为福佑路、张家路、穿心街、旧教场等商店组织而成”，并以“四路商店为基本会员”。(21)可见，“商联会”虽冠之以马路之名，实非地理意义上形成的街道，而是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商业街区。
其次，“商联会”考虑到广大中、小商人的经济实际，实行低会费制度。会费低微，有利于广大中、小商人加入该团体，如沪西商业联合会规定该会开办费“由发起商号慨助支用，经常费用由入会各商号量力补助，惟遇特别事故得酌募临时费”，(22)在会费上并无硬性规定。山东路商界联合会规定“会费按照每一开间门面每月须缴纳会费洋五角，开间多寡纳费依此类推”，“但力不从心者可以量予酌减”，(23)东北城商业联合会规定“凡入会者每月须缴纳会费小洋一角”。(24)虽有交纳标准，但也在中、小商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即便是位于上海最为富庶的商业街区——南京路的“商联会”，也仅规定“各商店号会费每月五角至二元，均由各商店号自行缴认”。(25)南京路“商联会”共有会员单位179家，月认捐额284.2元，其中2元以下（含2元）的月捐额为194.7元，占总月捐数的68.51%，2元以上的月捐额共89.5元，占总月捐数的31.49%，详情如下表。南京路上的绝大多数商家尚且只能认缴2元以下的月捐，其它马路“商联会”会员缴纳会费的情形亦可想而知。因此，我们认为，“商联会”是一个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人团体。严谔声认为：“商总联是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合组织，大资产阶级即便加入商总联，也不发挥积极作用，他们看不起商总联，认为这是‘马路政客’的团体。”(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