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简论(5)

　　1920年1月5日，“商总联会”开始了与领事团面对面的交涉。英总领事指责“商总联会”“公然登载不纳捐之广告，殊不公道”，并提议“先有华人顾问二人加入工部局协办财政部事宜，一面各举同数代表修改选举章程”。这是西方列强的霸道逻辑，租界本来是依靠武力及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中国人民完全有权收回。在租界内，华人要求市民权更是合情合理的，当时在华英人李德立也充分肯定这一点，他指出：“要求代议权实极合情理，宣传与盎格鲁撒逊族之政治发展相符，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确是至理”。(46)然而，各路代表虽“均以中外意见距离太远，颇多不满”，但是商人的软弱性格使他们既不敢据理力争，也难以最终与其决裂。“商总联会”经过长时间讨论，决定附加若干条件以委曲求全，华人顾问三条件为“（人数）由二人增至六人，（权限）凡关于华人事件须取得六顾问之同意，（名义）系全体工部局董事之顾问，不仅限于财政一方面”，在租界章程委员会组成上，中外人数相等，华人委员由三团体（总商会、商业公团联合会、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推出，外人委员由工部局推出，分别由交涉使及领袖团加以委任，修改时间以两个月为限，修改后的章程须得各国公使及中国政府批准施行。

　　1月6日，“商总联会”将所提条件与领事团交涉，“问答良久，不得结果”，英总领事提出华人选举资格须得中外同意，选举华董条例及华人选举名单须由纳捐西人大会通过后，才能提出租界选举章程修正案，并交各国政府批准。在华人顾问权限上，“英总领事允许凡关华人事件由六顾问与工部局商酌”。“商酌”虽然顾全了华商的面子，但能否采纳则是问题的关键。1月7日，工部局秘书李台尔正式复函“商总联会”、总商会，除坚决拒绝华董外，同意由华人选举五人组成顾问委员会，但“被选者于被选或在职时不得受有中政府若何正式之任命”，“领事团可拒绝之”，其“职权不得逾出1915年推广租界草合同第4条所规定之范围”。同日，“商总联会”经过长达7小时会议，通过了以总商会和“商总联会”名义发出的致工部局函，强调“租界内各项事务及与华人权利有关者”，“须取得纳税华人有力量及优胜之赞助，则华顾问之意见贵局董事须尊重之”，同时将华人顾问的产生改由两团体（总商会、总联合会）推举，章程修改期限改为三个月，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退却。(47)此后几天，双方交涉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月10日，总联合会、总商会再致函工部局，表示接受五人顾问委员会，但强调被选者“不能因领事团之反对而更动”、其“职权不限于1915年推广条约第4条”所限，任期直至正式华董选出后为止，(48)双方主张的差异仍十分明显。对于华商来说，顾问委员会权限、反对领事团有否决被选委员会之权已逼近无法退让的底线，否则，所谓市民权运动也就失去了其最初的意义。

　　华商的抗捐态度起初是比较坚决的，1月8日公共租界内出现了“商总联会”的抗捐传单，紧急通告各号“如无代表权决不付捐”，要求“吾人必须一致行动，不可两歧”。(49)1月9日，工部局派人至河南路、福建路收捐，“除有数家照缴者外，余皆不允交付”。次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对两路共19家商号提起诉讼，12日上午，会审公堂对19家商号进行了缺席宣判，“以被告等临讯不到，判令照章缴付，并缴堂费”。下午，工部局中西印巡捕至河南、福建等路强行收捐，据载，“该西捕等自行入店，开银箱自取银洋，其银箱子中无洋之店家，彼被取呢绒钟表等货物而去”，工部局的强盗行为激起了华商的强烈愤慨，“河南路、广东路、爱多亚路、山东路、山西路、浙江路、湖北路、汉口路、南京路、云南路、新闸路等各商号，相继闭市”。但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总商会、“商总联会”退缩了，他们不敢将闭市转化为有组织的罢市，相反，连夜召开会议，“力劝各代表须静待磋商，切勿罢市”，并由会长“请各代表知照各该路商店，明晨照常营业”。同时，上海总商会发出紧要通告，“劝告本埠各华商，务望照常营业，切勿再有意外举动”，等候磋商、调解。所谓磋商、调解，就是由“商总联会”“劝商店将春捐如数缴至公署，工部局取去之货物银钱，应即行发还”。(50)同时“劝商店照常营业”(51)1月13日，“商总联会”决定将河南、福建两路19家商店应缴春季捐款，缮具清单，送交涉公署转领事团交公堂暂存，交涉公署于当天便“将河南路、福建路被控之19家商店捐款，连同堂费，共洋1400余元，于午后二时，备函专差，送会审公廨查收”。(52)1月14日，上海“商总联会”全体职员在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各路职员达一千余人，交涉公署交涉员杨小川及总商会宋汉章、沈联芳也参加了会议，“商总联会”主席陈则民详细报告了此次争取市民权运动的经过，杨小川报告了外交努力的进展“及驻沪十四国领事赞成之意见”，会议还收到了领袖董事薛福德复交涉公署函，表示已将选举工部局华董一案“通告领事团，并已转报驻京外交团”。经过讨论，决定将市民权与纳捐分开办理，一面积极争取华董及顾问委员会，一面“再退让一步，以纳付春季捐期间，为外交承认我有华董一事完毕其手续期间”，同时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路商店“所有春季捕捐，议决暂行照付”。(53)至此，“商总联会”以抗捐抗税为手段要求市民权的斗争告一段落。争取租界市民权运动虽未完全实现预定的目标，但“此次奋斗结果，于组织纳税华入会，产生五顾问，条件之下为折衷之加捐”，(54)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综而论之，“商联会”和“商总联会”是一个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以商业街区为基本活动范围的新型地域性商人团体，它积极参与、发起、声援了这一时段内的重大社会政治运动，并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组织动员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组织，它仍然无法摆脱以大商人为主体的总商会的控制而独步历史舞台，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尚须依靠总商会的支持，这固然反映了中国商人基于组织网络形成的团结一致的新面貌，但也多少体现了力量弱小的中、小商人的无奈或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经济上的分层似乎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上的分野，传统意义上的中、小商人在政治、经济斗争中较之大资产阶级的坚定性并未在“商联会”和“商总联会”的政治经济行为中获得充分的表达。

　　注释：

　　（1）据笔者所见，目前仅有郭太风的《上海中小资产阶级的商会组织与社会政治活动》一文讨论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与政界的关系、重点是与国民党的关系，并将该组织定性为上海中小资产阶级的商会组织。该文见郭太风：《迈向现代化的沉重步履》，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108-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