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良性互动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李喜所 查看：
通常情况下，中国近代留学生要经历两种角色的转换。当出国留学的时候，他们是异质文化的接收者，要尽快适应他国的社会文化，广泛地进行文化选择，并在选择的过程中渐渐地“洋化”，融入他乡；当归国的时候，他们却变成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要迅速熟悉一度陌生了且有发展变化的中国新环境，选择施展才华的地域和空间，同时在日常的工作中慢慢地“土化”，回归本土。留学生的趋“洋”和变“土”，虽然都会经历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而且情况各异，不好整齐划一，但从宏观上探究其角色变化的最基本的社会原因，则应归于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或曰现代化。现代化的社会变动催生了留学生运动；归国留学生的投身社会变革，又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现代。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种种矛盾和碰撞，但从总体上看，则相互依存，辩证同一，呈现一种前进中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
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的奠基者容闳之所以出现在广东的香山，是因为那里和西方接触早，离香港近。而容闳1855年留美归国后，在实施其留学生派遣计划时之所以到处碰壁，最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还没有启动，留学生教育还没有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需求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逐步萌发，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容闳的留美计划便迅速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官僚的首肯，成了清政府“振兴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终于在1872年迎来了上海黄浦江码头欢送30名留美幼童出洋的壮观场面。此后3年又派出90名幼童赴美留学。按当时的宏伟蓝图，此后每年都要派留学生赴美，坚持100年，使欧美的长技为我所有，也就是容闳所概括的吸取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文化，“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与此同时，200多名学习海军和军工制造的留欧生也陆续往英、法、德等国留学。可见，留学生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启动过程中的产物。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又为洋务运动缓解了人才紧缺的问题，特别为外交、军事、教育、企业、科学技术等方面提供了一些高级人才。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知名人物，如詹天佑、严复、唐绍仪、萨镇冰、马建忠等，都是这些留学生之一。毫无疑问，留学生归国促进了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新生力量。在对留美归来的86人的调查中发现：从事工矿、铁路、电讯业者30人 ，其中工矿负责人9名，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从事外交、行政者24人，其中领事和代办以上者12名，公使1名，外交总长1名，次长1名，内阁总理1名；服役海军者20人，其中将领14名；从事商业者7人，多是富翁，从事教育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名。
留学生的派遣对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观念特别是传统的科举制度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其向国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除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之外，还有更好的“洋”学问需要学习。较之1862年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外语学堂同文馆建立时，倭仁等守旧派哀叹传统义理将分崩离析的悲鸣，留学生走得更远。同文馆等20多所洋务学堂虽然学习的是西方的语言和科技，但毕竟是在中国境内，而留学生却跋涉千山万水，到“洋人”的老家去拜“异类为师”。中国人长期的思维定势基本是念“四书五经”，读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耀祖光宗，升官发财；如今还要到遥远的外国，去读“鬼子”的书，学洋人的道，并且同样可以出人头地，升官发财；而且在少数人的心目中比科举道路更光辉灿烂。这就在旧有的科举制度的墙角挖开了一个大洞。“发洋财”和到国外去寻求“金饭碗”的思想意识，通过留学生的出洋，进一步扩散开来。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这种变化远远超越了留学生本身实际所发挥的效用，为后来社会的变革和思想文化的新陈代谢埋下了一块基石。留学生作为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立的新生事物，其成长自然不会一帆风顺。由于闭关锁国的禁锢，国人可能在短期内将出国留学视为与科举同样重要的“正途”。1872年招收首批30名赴美留学生时就困难重重。容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招到20多名，不得已从香港想办法，才凑够了30名。后3年招到的 90名，同样克服了许多想像不到的困难，那时赴美的120名幼童中，来自广东（包括香港）的84人，占65.17 %；江苏21人，占17.14 %；浙江8人，占6.16 %；其余有安徽4人，福建2人，山东1人。留美幼童多来自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江苏等东南沿海地区。这种格局 ，在百余年的留学生派遣中虽有变化，但没有根本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