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良性互动(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李喜所 查看：
在充分肯定留学生对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负面的影响。且不说随着留学生数量的迅速膨胀，一些卑劣分子也混迹其中，破坏了留学生的声誉，就是留学生归国后，也在各种复杂的利害关系的驱使下，并非都能投入到社会变革的阵营中来。那时的社会层面，无论是进步的、革命的，还是保守的、反动的，都有留学生插足。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就吸引了不少留学生；清廷的许多部门，留学生任职者大有其人；民初的北洋军阀头目中，有留洋经历的不乏其人，段祺瑞、唐继尧、阎锡山等皆是留学生；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的头面人物杨度和严复等，则是留学生中的名人；组织孔教会的陈焕章是著名的留美博士。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后来的情形愈形严重。这说明留学生在与中国社会互动的角色转换中，无法彻底超越既定的客观社会现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无力改造社会，反而被社会所改造，甚至站到了社会改造的对立面。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来贬低留学生群体的进步性，因为这种现象在任何党派或群体当中都存在，它是知识群体或政治党派在社会制约下的一种分化。当然，我们在考察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时，也不能忽略这一点，尤其应该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留学生群体本身去寻求令人信服的正确答案。
（三）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及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动乱的影响，191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走向发生了新的变化。鸦片战争后80年间那种单纯向欧美学习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元追求被打破了，增添了仿效苏俄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行动。同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股政治力量斗争激烈，在思想文化领域又渐渐出现了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儒家三足鼎立的多元局面。社会变革的风潮相互交织，复杂多变，为数千年中国历史所少见。在这种政治生态制约下涌现的留学生状况较之清末民初就丰富多彩、起伏不定了。首先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数千名优秀的中国青年在法兰西大地上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从追求“劳力”与“劳心”的平等，到接受欧洲的社会主义，最后投身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接着是“留俄热”异军突起，莫斯科成了众多革命青年向往的红色“圣地”，莫斯科中山大学俨然变成了专门为中国培养红色革命干部的一所“党校”；到了延安时期，分期分批派革命青年往苏联留学，几乎成了一种制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与此同步，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有力推进下，再加上1927年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与美国的“友好”关系的直接影响，赴美留学人数众多，持久不衰，人才辈出。留日生人数众多，学习科目广泛，继续稳居留学各国人数的首位。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留日始终是大宗。“五四”以后的留欧学生呈现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多变景象，从学习科目、留学方式到思想观念、政治追求，都名目繁多，难以一语概之。总之，“五四”之后政治和思想的多元格局，决定了留学生的多重色彩。
随着留学生的增多和“五四”以后政治风云的变化，归国留学生的角色认定和社会投入就不像清末民初那样相对单一了。就政治状况而言，国共两党的和合与纷争，从总体上左右了当时社会变革的走向，而留学生也于其间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政治的起伏，进一步显示出留学生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密切关系。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多有留学经历，陈独秀、李大钊曾留学日本，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是留欧生，刘少奇、瞿秋白等是留俄生，毛泽东虽然没有负笈海外，但对留法勤工俭学非常支持，与留学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共产党创立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留学生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其中，留俄生最为突出，留日生和留欧生次之，留美生相对弱一点。在组织上，留学生为共产党作了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上的准备，初创时期最为明显。20年代的中共党员中，留法勤工俭学生比例甚高；30年代前后，很多高级干部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而在思想文化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以及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等新兴学说的创立，留学生出力尤多。至于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和与之相联系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破土而出，留学生也起了关键作用。从主流上讲，留学生沟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国民党政府里的留学生比中共要多得多，他们所起的作用也难以用几句话来讲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