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良性互动(2)

        在留学生的培养和择业上，同样反映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留美幼童赴美时，清廷曾给他们配备了中文教师，专教他们儒家经典和封建义理，甚至还规定定时面西而拜，向清朝皇帝行君臣礼，向孔子牌位三跪九叩，遭到了这些现代意识较浓的留美幼童的强烈反抗。尤其是进一步受到美国社会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后，留美幼童和清廷长官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个别人甚至犯了清廷的大忌，剪掉了辫子，信奉了基督教。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深化，使清廷改变了原来拟定的留学15年的计划，于1881年中断了留美生的学业，提前撤回。去欧洲留学的那些中国学子由于留学时间短 , 学习专业具体 , 没有发生学业上的矛盾。但他们归国后的生活和工作，却时时与现实社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种种矛盾。严复虽然是那批留欧生中才华横溢的佼佼者，却不为当道所重用，只是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教书。那时，留学生尽管很显眼，但朝廷真正重用的还是那些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严复曾4次参加科举考试，但皆名落孙山。直到年近花甲的1910年才感动了清廷，被赐予一个“进士出身”。较之留欧生，留美幼童归国后情况更不尽如人意。他们于1881年返回上海后，先是像“囚犯”一样被关在一所学校内，不许出门，半个月后才由长官随意分配到各地工作。然而在美国获得铁路工程学士学位的詹天佑被分到广东教英语。留学生真正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后，尤其是民国初年。

（二）

        历史地看，留学生和戊戌变法还是有某种割不断的联系。1901年清政府全面进行社会变革的“新政”启动后，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和大批新式学堂的建立，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留学大潮。大批青年学子，包括官费和自费的，潮水般地涌向日本，1906年的中国留日生数以万计；随着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的建立，留美生也数量激增，像“宋氏三姐妹”那样的自费留美者不乏其人；往英国、德国的军事留学生，往法国、俄国的留学生都达到一定数量。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留学教育的涌动期，那么，20世纪初则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形成期。此后受辛亥革命的进一步推动，留学生教育持续发展。这再一次证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是留学生蓬勃发展的基础。

        较之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生，清末民初的留学生对社会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说都大得多，甚至可以讲，留学生作为一个新型的特殊知识群体作用于中国社会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和中华民国的创建，留学生功不可没。孙中山曾多次讲他发动辛亥革命、组织同盟会，靠的就是当时留学日本的2万多中国留学生。那时指导革命的精英分子，主要来自留学生。革命政党、民间社团的组织，创办杂志和各式各样的社会舆论宣传，制订革命方略以及策动武装起义，多以留学生为中坚来进行。武昌起义后，宪法的制订、具体法律的起草、国家的机构建制、各部的主要人选、政党政治的运作等，其组织者的骨干分子基本是从日本、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与此同时，法律、军事、教育以及学术文化等许多领域的重大改革，都和留学生有密切的联系。清末法律的全面改革和民初法治观念的传播，留学生做了大量工作，那时留学生所主办的法学杂志就有10余种，一些大学现代法学学科的建立也基本出自留学生之手。当时军事的现代化，新军的组建、训练和装备，多由留学生来办理，大量的军官也由留学生出任，军事理论的更新更离不开归国留学生。民国建立后的民军队伍，其上层骨干分子多留过洋。清末民初著名的现代军事家，如黄兴、蔡锷、蒋方震等，皆是留日生。在 20 世纪初期中国教育发生根本变革的大潮中，留学生无疑是一群“弄潮儿”。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教育理论和管理模式，多由留学生输入。学校的教师队伍，留学生占较大的比例。至于大学师资，十之八九留过洋。学校的教材建设，或翻译，或编写，留学生自是中坚。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展和政治变革力量的推动，清末民初的学术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19 世纪末那种要不要引进西学的激烈争论不见了，“中体西用”和“新学旧学”的分辨也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在广泛输入西学基础上的全面的学术文化更新。用梁启超的话说叫中西文化“结婚”；用王国维的话讲是：“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通过中西文化的融合，“史学革命”、“文学改良”、“教育民主”、“科学万能”、“工读主义”等文化思想流派风行一时，而现代史学、文学、语言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新闻学、心理学、伦理学和现代数理化、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工程学等也通过大学系科的设立，逐渐涌现出来。而这些学科的奠基人物，基本都是留学归来的学子。较之政治领域的变革，这种学术文化方面的变革虽然显得不够轰轰烈烈，但其社会影响则更深入和久远一些。“五四”之后在学术文化领域之所以会爆发更深层的革新，是因为清末民初已经涌现了其活水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