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以降乡村绅商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功能(2)

　　雷中万公，生卒不祥，据推算，应为康熙乾隆年间人士。“自少英敏，尝从予大父紫溪翁受业，吾乡李蓼滩孝廉，见其文雅，称许焉。年逾三十始捐举子业，而从事诗古，兼及货殖，遂以富称，其居族里也。义正词严，莫不敬惮，遇有婚取贫乏者，常解囊助之……。”L10J可见，中万公是当时典型的儒商。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玄孙《霁轩公(1845—1903)家传》有“洞，产茶埠也。首开辟自雷氏公之曾祖东阳公、祖文庵公，既皆以商业起其家矣”[11]之记载，中万公可能已经开始茶叶贸易了。

　　虽然，中万公“生五子，俱延名师授读”，但是并没有都走科举人仕之路。其仲子观翘公，继续走科举之途。后“授八品职”。但其四子东阳公继承父业，继续贸茶。东阳公，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卒年不详。太学生，诰封武翼都卫，驰封奉政大夫。“封翁率先人家范，耕读教子，雅事经商，无何，封翁四十七捐馆”，生五子(国祥、自立、雨亭、墨林、位三)，年少时，均读诗书，成年后．先后以长子、次子、五子继续业茶。而以三四子继续业儒。

　　第57代国祥公(生于1777年卒子1818年，即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三年)，主理家计，并由二弟自立公(1786—1836)“佐理之”。由于国祥公早逝，自立公“遂命季弟位三公(1798－1870)，投笔共理生业。俾三弟雨亭公、四弟墨林公得以专心诵读，游黉序而食廪饩”。由于兄弟二人“忠信素着，声气远通，一时巨贾争投，不间数千里外也。计先生与季弟任事二十年，拓美田数百亩，恢厦屋数百间”。[12]雨亭公(?－1854)为岁贡生，“一以读书为务。宾客往来一揖之外，数语寒暄。凡家常世故，并不问及。”“六人棘闱，四膺房荐。”[13]墨林公(1793－1837)为邑庠生，“尚勤俭，兄若弟商贾兼营，田宅广廓，而平直无欺，义声载道。理财之善，亦权与自公。常语人曰：‘太史公列货殖传，端木氏居其一。于持筹之际。存诗书本色其可矣”’。[14]叫可见，墨林公常以儒家的义利观来指导三位兄弟业茶经商。“甲寅(1854)年间，粤贼窜楚……省垣克复，胡(林翼)文忠公檄下州县，督办团练，穷搜逋寇”，位三公由于家资雄厚，“应命，协从者多所原宥，随保都阃府，后胡文忠公召人幕，公力辞不赴”，先后被清廷诰授“武德骑尉”、“武翼都卫”。“祖中万，父东阳，皆以公得请封典如例”。[15]可见，在前近代和近代之初，国祥公五兄弟亦绅亦商，已为其家族后来茶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58代均已进入近代社会，由于各种原因．依然存在业儒、业茶两条道路。国祥公长子焯庆(弁南)公(1801－1849)，太学生。三子晓山公“邑例贡生，诰封承德郎……，国祥公以经商起家，临卒，母贺宜人泣日：‘渺兹孤，谁嗣若夫业乎?’公奋然曰：‘丈夫生世，不作越大夫即鸱夷子，贵继志述事耳，奚必毛锥子为?’乃投笔操锥刀，理父业。既而与渚父析产，浮梁大贾争投焉，不数年手致万金，以财雄于乡。”[16]浮梁，是江西景德镇的旧县名，以产茶着名。五子立南(1812－1878)，号受山。“及冠，县府试屡列前茅，然卒未第，欷虚者久之。迨后丁口渐增，家计旁午，不得已而弃儒就商，始以亲在，未尝远游，道光丙午(1846)贺宜人殁，公曰：‘吾养送大事毕矣，安可郁郁久居乎?’决议贸茶为业，往来粤东，颇获蝇头。”可见，受山公是近代以后羊楼洞最早开始到广州经营红茶的商人之一。1854年，“罗忠节塔忠武方募兵剿寇，谕各处团练，榷厘筹饷，公捐赀以输国难，由监生保举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17]

　　自立公长子卿若(1813－1866)，邑上庠生，“幼业儒，以自立公即世早，乃弃举子业，课二弟以诗书，而自主家事，新栋宇，辟田园，二十年之间增其旧者数倍”。[18]叫次子其华公(1819－1875)“幼习举子业，长以家计废读，遂营商贾事”[19]

　　雨亭公为岁贡生，“性癖于书，镇日守一编，不屑於家事，既悔拙于谋生”，兄弟分家后，遂以家事委托长子清庵公。清庵公，邑上庠生，少习举子业，受父之托，“含泪辍读，於是权子母计嬴绌，於近市设小肆，以逐鱼盐布粟之利，暇复裹重赀，远贾於湖南、粤东之省，皆得当而归”。[20]其弟青浦公广生而颖异，数岁雨亭公授之读，公即能背诵解讲大义，初学作文，便以清真为宗，耽思力索，不肯一语袭人牙慧，书法钟王，颇得其骨格，雨亭公以大器目之，人亦以为学有渊源云，后屡试不遇，”“乙亥(1875)岁，适静庵公有新堤覆舟之变，归后不欲复涉江湖。公因力任营贸之事，客亦喜公诚恳乐投公，数年之间囊橐裕如，公与静庵公拓地开基，连构大厦，栋宇翠飞，实缵先人未成之志，而公因是读．遂纳粟人成均。非公志也。”[12]

　　墨林公长子莘佃公(1814－1881)，“发韶齿龁，墨林公即捐馆，当是时，君方弱冠，操铅錾业，立能成就。迫于生计，改习研桑术”。[22]莘佃公“集资兴办茶庄，操持四盛茶行”，[23]故地产出，居奇贸易，不辞艰卒，久之囊稍裕……会中外互市，蒲邑峒茶闻天下，万商云集，货力腾涌，群商贸其间，不数年积赀钜万，田庐十倍于旧，南乡素封之族，鲜有匹者。……向援例纳赀，得太常寺典薄，诰授奉政大夫”。[22]莘佃公弟小族公，邑庠生，幼读诗书，“禀姿明敏，千余言二三遍可熟，虽严师未能加以夏楚，稍长背诵九经，滚滚如倒瓶泻水……道光庚戌辛亥(1850－1851)之年，试列前茅”，“未几粤匪猖”，家道中落，学业亦久荒，“承平后家运日昌，事日繁，伯兄一人不能独理”，“而家事之当明也，故慷慨就理而不辞。咸同之际，军务倥偬，以输饷故援例授贡生，究非心所愿。越数载，伯命析炊，尽卸所事于君，君外支行务，内理家政，井井然无遗憾”。[24]

　　位三公长子炯庆公早逝，次子汉搓公(1821－1905)，“其父以茶业起家有年矣，事且剧。公念累老父，子何以安，于是身成其役”，“辍士子业”，“举巨细无不综”。“性好施与。醵金创设育婴堂及回春医院”。[25]

　　雷氏第58代，兄弟十五人，“先后入学求知，卓有成效者达十二人，多为地方名儒”。同时又抓住近代“中外互市”的契机．利用“蒲邑峒茶闻天下”的资源优势，或贸茶湘粤，或“拓地开基，连构大厦”，广开茶行，“不数年积赀钜万，田庐十倍于旧”，“以财雄于乡”。[23]

　　第59代，在祖父辈的基础上，亦儒亦商，立有功名者不下二十人，并进一步拓展茶务。如汉槎公之子霁轩公(1845—1903)，“时中外通商约成，公承茶行世业。以故有宅第茸而新之，拓而祟宏之，主粤商之揽有欧洲人之运花茶出口者，其业日发展。既又纠同志，组为坐卖者二：一货业，一钱业，规模具矣。范围之所推及，而荆沙，而武汉，而长岳，皆驻置支部。便交通焉。其附近之羊楼司、聂市、沙坪、黄沙堰诸茶埠，则所在有茶庄，或独资，或合业，岁不止一埠，埠不止一庄，每茶市期，出入动以百万计。方公之初起也，田不十亩，屋仅容茶商者一，逮其暮年，则腴田倍增，新拓巨宅四五，能主粤晋大商不一户，且他埠亦时有购人者”。[11]又如莘佃公之子豫咸公(1872－1907)，邑廪生，“幼年颖悟绝伦，七岁人塾从师，十余岁便能书善文．弱冠后继承父产，艰辛创业……扩建茶屋三栋，租与三家外商，兴办‘忠信’、‘巨忠和’、‘怡宏九’茶行”。[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