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3)

　　确定先于他国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

　　1919年4月11日，韩国流亡人士在中国上海成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政院，先后由李承晚、朴殷植、李相龙、洪震、金九等担任国务总理或大统领、国务领之职。1940年9月，临时政府在辗转多次后迁至重庆。10月8日，韩国临时政府议政院在重庆举行会议，选举金九为国务会议主席。

　　韩国临时政府虽然长期在中国领土上活动，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支持，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正式承认。1941年11月、12月，徐恩曾两次致函朱家骅，认为苏联远东军方面有韩籍红军三四万人，日苏一旦开战，即有组织苏维埃政府之可能，建议抢占先机，尽早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次年1月30日，金九向中国当局提出节略，要求中国方面率先正式承认临时政府，并请同盟国一致承认。当时，中国方面已经蒋介石批准，计划在当年10月10日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曾通过外交部长郭泰祺对金九及金若山二人作过透露。但是，蒋介石重视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希望尽力和美方保持一致。

　　金九在被选为韩国国务会议主席之后，曾于1941年3月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承认临时政府，开始外交关系。但是，罗斯福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授权中国政府斟酌时机，再与美方讨论。4月1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转告罗斯福的上述意见。5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正式照会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由于韩人之间既不合作，与国内韩人又无联系，以及美国、苏联西伯利亚存在其他韩人团体等原因，美国方面无意立即承认任何韩国团体。这样，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就只能仍然处于讨论阶段。

　　为了加强援韩工作，1942年7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以戴季陶、何应钦、王宠惠、陈果夫、朱家骅、吴铁城、王世杰等七人为委员，以吴铁城、王宠惠为召集人，组成专门小组，通盘研究援韩问题。同月，军事委员会奉命草拟《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3项15条。该方案提出：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须“以热情宽大公正协助之态度出之”；“为多党之运用，不必固执一党，并须使其能协同工作”；“对韩国临时政府，须使其能领导各党派力量，实行民主政治，不采一党包办之政策”，“随时考虑，应合国际情况，适时承认”；等等。8月1日，国民党中央援韩小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军委会方案，决定：（一）原则上确定先于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时机由政府抉择；（二）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尚未表面化以前，只能承认一个团体为对手方；（三）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的借款，由党出面，以宽大与自由之精神为原则。8月12日，蒋介石致函吴铁城及朱家骅称：中央党部即将召集小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希即将议决要旨呈报。8月17日，中央援韩小组再次会议，特邀孔祥熙、马超俊、孙科等参加。决定：韩国在华党政军之指导与接洽，除军事方面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外，党政方面统由中央党部秘书处主持；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时机，由蒋决定；会议同时建议先拨1百万元，协助韩国在华革命力量。8月22日，吴铁城将上述意见具报蒋介石。其后，在国民党高层讨论应否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发生分歧意见：何应钦“对弱小民族素无兴趣，迭持异议”，而军委会高级幕僚、国民党中常会，特别是孙科、戴季陶、吴铁城等则坚持承认。10月8日，蒋介石致函吴铁城，对军事委员会所拟《方案要点》提出五项意见。其一，蒋认为党政军事实上不可分离，应予统一运用及指导，可于何应钦之外，再指定一二人参加主持，以后关于朝鲜问题，统由此数人协议办理。其二，确定“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原则可照办。其三，所拟“只承认一个团体为对手方”，似不必如此固定。其四，对韩国革命团体之借款不限于临时政府，而以其有革命力量与对我抗战有关之团体为对象。蒋同意由党出面接洽，先拨1百万元，以协助其进展。吴铁城接信后即与戴季陶、王宠惠、朱家骅磋商。戴季陶认为：“韩国革命团体及人民之自尊心理，应加以重视，文字上宜避免有所刺激，故此次整理，大体均本热诚宽大之意旨。”12月15日，吴等拟订的《扶助韩国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定稿。该方案分总纲、要旨、方法三大部分。

　　总纲部分提出：“本总理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之遗教，建立东亚永久和平，对朝鲜在华各革命团体予以积极的扶助，期培成其复国力量，重建完整之独立国家。”《要旨》部分提出：“本党同志应以亲爱精神与热诚谦和之态度接待朝鲜各团体”，《方法》部分规定：“于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其国际法律手续及有利时机之选择，由负责指导人员秉承总裁指示交外交部办理之。”12月27日，蒋介石致函吴铁城，批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同时批准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人主持援韩工作。

　　推动韩国临时政府改组

　　对韩国独立运动人士，除了道义上的支持上，中国方面还给予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援，对金九、金若山等所属党派及韩国临时政府经济上的要求，中国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有时，蒋介石还特别指示：“不必予以稽核，以免伤及其自尊心。”

　　1943年春，蒋介石批准临时政府借款100万元。何应钦提出的分配方案是：临时政府60万元，韩国独立党与朝鲜民族革命党各20万元。此项分配，其他小党派无份，韩国独立党方面也不愿与民族革命党平分秋色，因此发生纠纷。3月3日，金九致函吴铁城，要求将此款暂为保存，俟将来需要时再行请领。4月初，赵素昂在韩国国务会议上指责中国方面的分配办法“含有帝国主义分化政策之毒素”。同月，韩国临时政府内部发生手枪失窃风波。韩国独立党认为此事和朝鲜民族革命党暗杀金九的阴谋有关，而朝鲜民族革命党则认为这是莫须有的陷害，韩国临时政府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7月14日，民族革命党金奎植、金若山等致函吴铁城等，指责金九扣发该党及韩侨补助费。接着，又发布公开文件，指责独立党部分人士侵吞公款，捏造暗杀事件。这样，韩国来华人士刚刚形成的统一战线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