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主战官僚心理探析(3)

　　在日军疯狂进逼的威胁下，以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为首的主和官僚陷入了自悲而不可自拔的泥潭，并因此提出了妥协求和的主张。面对日渐公开的求和论，主战官僚们深为忧虑，一忧倭寇以“和”作缓兵之计，“倭寇多行不义，惯行诡诈，彼即云和，难保其非诈我诱我，藉作漫军之计？彼得以从容休息，伺隙进攻”（３８）。所以他们告诫人们“和不可信”、“和不可恃”。二忧弃朝求和，日寇将以朝鲜为侵我中华的跳板，“倭夷惟情诡诈，诚恐一和之后，从此勾结不逞流民，阴入朝鲜，……激其为患，不数年间，兵繁器利，则命为前导，分股内侵，我军不特防不胜防，更恐求和不许，割地不容，势必俯首贴耳，而受倭人之制”（３９），如此下去，危机重重，国将不国。鉴于此，他们呼吁清政府“坚持定见，若朝鲜一日不复，则于倭夷一日不和”（４０）。三忧赔款求和，势必助敌为虐。“今与议和，势必先索兵费，我若与以兵费，是代敌募人以自攻也”（４１），因为“与以数千万之巨款，倭得借我兵费偿彼国债，又以其余力筹兵筹饷，伺隙以谋我，是我之藉寇则赍盗粮也。”（４２）四忧割地求和，势必外启戎心。“一与倭和，彼不知我字小之仁，而意为极弱，相率效尤。英则觇我西藏，法则抚我滇粤诸边，俄则西侵新疆，东扰东三省，并起迭乘，援为成例，一倭去而百倭来，防不胜防，偿不胜偿”（４３）。因此，主战官僚主张与其“图目前一日之苟安，贻后日无穷之远患，实不如一意主战，百折不回，尚有转机之可冀矣”（４４）。五忧弃民求和将激起人民的反抗，危及清朝统治。“设使朝廷不惜沿海之版图，亦何惜于腹地二十三省之人民：谁无自家，谁无志气，其能忍辱吞声，坐视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乎？义愤之气，激极变生，寇乱内讧，翘足可待”（４５），而且“不独已割之民激之生变，即沿海沿边一带未割之地，亦必闻而寒心辍耒一呼投袂响应。岂惟外与岛人为难，必且内与中国为仇”（４６）。

　　主战官僚对求和论的忧虑，在一定程序上揭露了主和官僚苟且图存的心态和帝国主义的本性及其侵略野心，反映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惟其如此，尽管主战官僚的实质仍是对清王朝世系命运的忧虑，但与求和官僚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狭益心理有很大区别，也正因为他们超出了求小朝廷苟安旦夕的心境，他们才敢于坚持抗战的主张。

　　３

　　然而，主战官僚的忧虑未能抵住朝廷的求和逆流。１８９５年４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主战官僚们惊呼：“此五千年来未有之奇闻”（４７），“自有中国以来，虽石晋之事契丹，南宋之事金、元，未尝有是也”（４８）。他们的自信遭受了残酷打击，内心的痛楚、愤恨、羞辱甚于战前。署南洋大臣张之洞“闻和议各条，不胜焦灼痛愤”（４９）。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看到和约之后，“罔知所措，伏地痛哭。熟计利害，寝食俱废，至于累日”（５０）。

　　愤中生仇，痛中生恨。作为中国之一分子，主战官僚面对“倭夷要挟奇横，事事出情理之外，……痛心疾首，争欲食其肉而寝其皮”（５１）。然而，贪得无厌的日寇，“苟无助之为恶者，亦必不能毫无忌惮，今乃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恃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５２）。他们痛斥李鸿章“以敌人要求无厌，转为之挟制朝廷，而置宗庙、社稷、土地、人民于不顾？苟有人心者，断不出此”，对侵略者和求和者仇恨到了极点。

　　在主和官僚认为和局已成，清朝统治安枕无忧时，主战官僚产生了空前的　危机感。主战官僚的危机感表现为对清王朝统治命运的忧患。他们认为，马关条约的签订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了肘腋之患、肢解之患、财竭之患、离心之患：

　　肘腋之患。在日军疯狂进逼的威胁下，主和官僚高倡求和论，他们认为：“门户不守，两京空虚，不可不和。……东南半壁，首尾难顾，不可不和”（５３），和则无忧，战不可恃。在这种苟安旦夕的心态和悲观失望的恐惧中，李鸿章拱手送出了辽东半岛和台湾诸岛。主战官僚认为，割地势必带来肘腋之患，“辽河以南逼近畿疆，控扼山海，使敌据为巢穴，陆则抚我之背，水则扼我之吭，早发夕至，防不胜防，是纵豺狼于肘腋之间，权纾患而患转迫也”（５４）。台湾虽偏离京师，但“台湾为东南各省屏藩，我朝未征服时、江、浙各处殆难安枕。今以其地与之，不啻授人以刃而洞吾腹也。”（５５）他们质问主和官僚，“守台而东南尚可危，弃台而东南转无患”（５６）？

　　肢解之患。割地不仅给中国带来肘腋之患，“尤可虑者，各国见我待日本小邦且复如是，不能不启瓜分蚕食之心”（５７），肢解之患因此而起。主战官僚担忧：“一蕞尔日本，尚能制我，况泰西各强国，其兵力十倍日本，一旦群起谋我，援日本和议为例，朝廷复何以处之与之战乎？”（５８）“但恐此端一启，各国生心，假使再有兵端，则将割闽、广以保京师？割云、贵以保京师？割蜀、陇以保京师？驯至于版图尽弃，而独留京师一隅之地？”（５９）如此下去，“日ｊùｎ＠②⑨月削，披枝伤心，不出十余年，恐欲为小朝廷而不可得”（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