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主战官僚心理探析(4)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 作者：彭南生 查看：
财竭之患。“夫财赋者，中国养命之源也。”（６１）主和官僚对甲午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忧而惧之，然而，他们却是以巨额赔款来缓解危机，这种以危机反危机的伎俩遭到了主战官僚的深刻揭露，“所谓以斯民有尽之脂膏，填彼族无穷之溪壑，剜肉补疮，肉将尽而疮更剧，抢薪救火，薪将竭而火更燃”（６２）。对马关条约造成的财竭之患，主战官僚们深为忧虑，“赔款二万万两，六年付清，又加五厘利息，即借英国洋款转付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关洋税空矣”（６３），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办工厂，“则土货皆成洋货，而数千万之厘金皆无所著”（６４）。关税、厘金是清政府的两大财源，财源的枯竭必然使清政府从此积弱不振，“恐屈从之后，财殚力竭，即欲求自强之计，而费既不足，势又不行，将一屈而不可复伸矣”（６５）。
离心之患。主战官僚认为，割地、赔款的屈辱求和，一失台民之心，台湾人民得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后，“人情汹汹，愤不可遏？若果弃之，是失民心也，民心一失，何可复收？”（６６）二失国人之心，割台消息传来，“各省士子纷纷联名具呈申诉者不计其数，人心如此固结”（６７），“一旦弃诸外夷，不特台民无所控诉，四海之人谁不解体”（６８）。三失军心，日寇的无理要挟，使“我军疾首痛心，人人愤怒，……苟不深维后患迁就允和，恐内外各军公愤遏郁无所宣泄，万一藉端哗噪，伏莽乘之，危乱之机可立而待”（６９）。丧失人心是清朝统治的隐患，“夫国运之盛衰，视乎人心之向背”（７０），“至人心一去之后，患不在外夷，而在中国之民”（７１）。
以上“四患”，“综其大害，国势蹙矣，财源匮矣，民心涣矣，威柄失矣，而四者皆国之命脉所系，失之何以自立？”（７２）主战官僚力主废约再战。他们指出，虽然因暂时的失败遭受了挫折，但“我国家金瓯无缺，民心甚固，又何为摧之、抑之、颠之、倒之，甘自败坏至此耶？与其暂和而坐困，何如久战而延祚？与其以二十千万饲豺虎，何如以三五百万奖士卒？与其偷安于一二年而必底于分析，何如苦持于一二年而犹可图恢复？”（７３）
从本质上说，主战和主和都是对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忧患而提出的挽救之方。主和官僚着眼于近忧，主战官僚放眼于远患。但是，如前所述，主战官僚的忧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在主和官僚认为和局已成，危机已过时，主战官僚仍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患之中，少数人完成了由“仇日”向“师日”的心理转变，其中以张之洞最为典型。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日，张之洞在“惶悚痛愤、寝食难安”中，提出了“变法”的９条建议，其中６处提及日本的成功经验，希望“皇上存坚强不屈之心，历卧薪尝胆之志”，要求国人“激励奋发，洗心涤虑”，主张中国向日本学习（７４）。主战官僚从“轻日”到“仇日”再到“师日”的心理转变，对于年轻的光绪帝影响颇深。这或许就是戊戌变法的心理基础。但是，历史从来就不是直线运行的，心理变化更没有单行道。有一部分主战官僚在经过战争的打击之后，似乎又双回复到了鸦片战争前的封闭心态，反对学习西方，要求关起门来变法。１８９５年８月２４日，曾颇为坚定的主战官僚余联沅上奏朝廷说：“若专师西法，则务为淫巧日趋功利，以侥幸行险之徒为机械变诈之习，久之则耳濡目染，日新月盛，将不识六经为何物，五伦为何事，势必尽弃夫礼义，并不知有君父”，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故救弊之方，不在废科目，而在求实际，不在师西法，而在正人心”（７５）。这或许又是戊戌政变的心理基础，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深入的论述已不是本文的旨趣，笔者将另辟专文探讨。
（１）（８）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６３、５０页。
（２）（２０）《御史庞鸿书奏为朝鲜不可弃应集兵直捣日本折》，见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续编）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