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3)

　　经学界奔走呼吁，以及“商会提倡，频频劝勉”，许多行业的商人意识到“抵制日货，诚为自救第一要著”，在抵制日货运动中表现十分活跃。例如海货商召开抵制日货会议，议定12条抵制办法；绸缎、棉纱、洋布同业公布拟订抵制日货简章12条，表示“自议定之日起，同业各号对于日行货物现买批定，概行停止”；洋广货行商也“开会讨论议决，一律清理，绝不再购日货”，并议定抵制日货的11条具体办法；糖杂物商同业89家发表抵制日货宣言，声明“情愿牺牲营业，共救危亡”；五金铁行同业也坚决表示：“同是国民，应发天良，各尽个人之天职，虽忍痛须臾，牺牲营业上之利益，在所不惜，俾免贻害于子孙，永为他人之奴隶。”茶商、麻袋行商、洋纸商、灰煤商、木商、水火保险业、洋广、杂货、颜料等商行，也均拟订简章、坚决抵制日货。

　　但是，也有个别商号见利忘义，仍继续订购日货。例如万德成棉纱庄在各业抵制日货之际，大量订购日本布匹，图谋厚利。各界联合会曾数次讨论处置办法，并与总商会接洽。因“商会对于该项干涉亦不甚注意，于是激起学生愤恨”。爱国学生群赴万德成铺庄，拟揪庄主围城游行，店主逃遁，闭门停业。天津钱商公会、银行公会致函总商会，声称“本埠银行银号与该商号往来者甚多，因此人心惶惶，影响于市面金融关系甚重，应请贵会竭力设法维持，以保市面。”总商会与各界联合会商议，请先由万德成开市理业，将所有已批未到及现存各货，据实呈报审查，然后再作处理。各界联合会认为万德成须保证不得再认购日货，并由商会担保，才能复业。总商会表示：“不准该号前定之货进口，实有不能行之苦衷。”最后经反复磋商，由总商会提出并经各界联合会讨论通过，处罚万德成3万元。

　　天津总商会处置万德成事件的态度，曾引起爱国人士的不满。商会之所以态度不坚决，是因为其劝导各业抵制日货的举动，受到日本驻津领事及官府的指责。日驻津领事曾致函天津官府说，总商会所定米麦等粮及其制造品不得与日交易，“有属妨害个人交易之自由，违反两国通商条约之精神，且阻害两国之国交，殊属不法”，要求“从严查办”。天津总商会虽然坚持认为此项规定“系为维持本国民食，系国内一种政策，外人何得妄肆干涉”，但是，其内心却不无担忧，天津警察厅又按照日领事要求及直隶省长旨意，致函总商会要求查照劝导各业商人取消一切排日条规，不得公开抵制日货。于是，总商会的态度逐渐有所妥协。

　　1919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与全国各地相呼应，天津各界再次掀起反日斗争浪潮，并又一次促使抵制日货迅速高涨。12月初，天津各团体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各界联合会致函总商会云：“贵会为商界领袖，用敢征求贵会同意，与敝会等均为发起人，而取一致之行动。”天津总商会在各界推动下，同意参与发起国民大会，派张品题、杨筱林二人作为代表参与筹备事务。但是，在有关抵制日货问题上总商会仍与各界的意见不完全一致。12月12日各界联合会及总商会等数百人在商会会所集议抵制日货事宜，学联代表马骏提出：不买卖日货，各铺商所有日货尽皆焚毁，如有藏匿日货者，严重处罚。总商会会长卞荫昌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商铺将受甚大损失，不能照办”。12月13日的国民大会筹备会上，决定20日为召开国民大会之期，并商议当场焚毁日货，“以戒甘心卖日货者”，总商会代表仍表示反对。鉴于各界要求焚毁日货的呼声愈益强烈，总商会不得不召集各行商举行紧急会议，告以“学生对于日货非常注意，我会亦应研究解决办法”。总商会试图既不使商家遭受损失，又能应付各界焚毁日货之强烈呼声，但却苦于找不到合适办法。由于总商会不同意焚毁日货，又提不出抵制日货的其他具体措施，各界均表示不满。国民大会筹备会致函告知总商会，至17日各行商须有具体办法，学生联合会更以类似通牒的形式宣称：“如至十七日商家无具体办法，该会必须脱离筹备会。”总商会再次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对各界要求焚毁日货之激烈主张颇有不满情绪，有人认为“商会系保护商家者，抵制日货应使商人心里明白，自行抵制。”有人更说什么“专制时代之圣旨，仍有收回成命之请求，学生之命令叫吾们怎样吾们就怎样么？”不过，与会者仍担心学生届时采取行动，议定截至12月底为止，次年不再订购日货。

　　然而，总商会力图阻止爱国学生焚毁日货的努力最终仍未能产生效力。国民大会召开这天，爱国学生将许多店铺的日货装车运往会场，当场焚烧。总商会闻讯派人前往交涉阻止，但仍有大批日货被毁。事后，总商会解释说：“开国民大会之前，商会鉴于民气磅礴，遂亦自行开会，以筹市面维持办法。当经决定，体察国民心理，求商学各界免生意外。”对于日货被焚，总商会表示已一再从中斡旋，最后未能阻止实出无奈。此次事件之后，各界抵制日货仍继续进行。“商会为维持商务起见，不得不加入，共同与各界及学生筹商，以求共通办法，俾期与商业不妨进行。”由此可见，在抵制日货斗争后期天津总商会的态度比较被动，只是迫于各界压力采取一些应变策略，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与官府的联合高压，另一方面抵制日货、尤其是焚毁日货，势必给商家造成严重损失，商会素以维护商人利益而著称，因而对抵制日货斗争的进一步深入跋前踬后，这是天津总商会软弱的一种表现。不过，这样的表现并非仅产生于天津总商会，其他许多商会大都也是如此，是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

　　三

　　五四运动期间，天津总商会引人瞩目的另一行动是提倡国货，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如果说抵制日货因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府的压抑，并给商人造成较严重的损失，使天津总商会的态度有所犹豫和变化，那么，提倡国货则是天经地义之举，日本方面和官府均无任何理由加以干涉，因此天津总商会对此非常积极。另外，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宣传抵制日货，使日本商品在华销售锐减，也为提倡国货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报道：自中国“抵制风潮发生以来，日货输出大为减少，计五月份之输出额，较之平时已减去百分之三十。”天津总商会正是抓住这种有利时机，大力提倡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