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的天津总商会(4)

　　5月间，天津总商会即连日召开各行商特别会议，筹备提倡国货办法。议定凡公司、工厂以及个人制造之国货，均请赴商会声明，由商会检索核实，发给证明书，以俾行销。总商会还附设提倡国货事务室，“各公司、工厂如有成品优美者，本会酌量给奖，以资鼓励”。对于外地所产国货，天津总商会也予以提倡。例如天津一带向多织染工厂，所需棉纱以往大多来自海外日本等国，天津总商会得知上海杨树浦棉纱厂所出金蓝鱼棉纱可以适用，遂致函上海总商会请查实是否国产，并表示“敝会深愿辅助推销，以畅国货”。在此期间，天津总商会还向全津工商各业发出提倡国货布告，阐明“旷观世界潮流，物质文明日益进化，非实业振兴不足以图存，非维持国货不足以振兴实业。……为今之计，拟先从事调查国货，予以辨明，辅助销场，已有者可以坚持其业。”其具体办法是，经商会检查核实为各种国货者，发给证书，并汇集编制国货土产录，“广告社会以资推销”。有些商人乘当时倡导国货之际，提高商品价格，引起各界不满，天津总商会也发布公告，说明如果“巧用时机，故为抬高价格，惹人烦恶，各工商若如是居心，则国货必陷于万劫不复，国即危矣。”同时严正宣告：“倘有此种情事，一经查觉，本会必予惩戒，绝不宽贷。”天津总商会的这些措施，对国货畅销均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呼吁在抵制日货的同时，发展民族工业。《南开日刊》曾发表评论《国民自给与国民自决》，认为抵制日货只是“政治上的暂用手段，不是经济上的根本原则”。中国人如果“能够不靠外来的工业品可以自存，那么中国人方才有经济上的独立权，方才有主张国民自决的勇气，方才有实行国民自决的力量”。因此，必须“快快的趁这个时候兴办各种的大工业”。《益世报》也曾刊载专文呼吁振兴实业，指出抵制措施“非永远持久之策也”。“必须我国有替代品，而后可以操永久之胜利”。“我国同胞苟不速自猛省，各谋所以振兴国货之道，不特抵制日货难操永久胜利之券，而经济战争潮流之所届，亦将卷我国于此旋涡中，而无以自存。”这些论述意识到迅速发展民族工业，较诸一时的抵制日货更为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振兴。这种认识的产生，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作用。

　　在总商会的组织和社会舆论的呼吁之下，天津工商业者纷纷集资创办新式企业。有的发起成立国民实业储金会，“以联合全国国民储蓄款项，为兴办实业之预备”。有的联合筹资创办北洋第一商业纺织有限公司，“以为提倡国货之先导”。还有的认为，“抵制日货非由本国提倡纺纱厂不可”，发起创办纺纱厂，洋布业商号为此很快积极认股220万元。此外，天津爱国商人还拟在唐山创办国货公司，联合唐山商号股本，使国货得以广为畅销。即使是在县城，工商业者也十分踊跃。例如大名县工商业者不仅组织了国货维持会，而且还筹备创办工厂，“以提倡国货，普利民生为主，爰命名曰民利工厂，冀群策群力藉杜漏卮于万一”。显而易见，五四运动期间天津总商会提倡国货的劝导，对于促进天津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不无积极影响。

　　从本文上述可以看出，天津总商会在五四运动期间虽也有些软弱的表现，但相对其他一些商会而言仍是比较积极的。可以说，参加五四运动，是天津商会积极投身于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的一次重要政治活动。特别是与清末的天津商务总会相比较，五四时期的天津总商会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的表现显然更为积极。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时，天津商务总会也曾号召“绅商尤当始终无懈，分途布告，切实举行不购美货”，“并议定法规，如有违者认罚银五万元”。但不及数日，即在官府的威逼之下趋于妥协，公开发出通告说：“缘不购美货，已购者停滞难销，已定而未出者亦不能临时退回，种种为难，于天津市面殊多未便。……为此公议传单知会各行，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交易。”天津士商曾指责天津商务总会这种妥协行动将“为他埠之所耻笑”，要求商会领导人坚持抵制美货，但却无以改变商会的妥协决定。而在五四运动中天津总商会不仅领导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而且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方面也更加积极，这不能不说是天津商会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的一大进步。

　　日本领事强行无理干涉天津总商会的改选，考察其原因，也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天津总商会领导人在五四运动期间的表现。五四运动中天津总商会会长叶登榜辞职后，副会长卞荫昌兼任会长，主持日常会务。后经改选，卞正式担任会长。日本方面对卞荫昌正式当选会长颇为不满，其原因正是由于卞领导天津总商会进行了抵制日货等斗争。日本驻津领事曾一再胁迫直隶交涉公署“取缔各商同业联盟抵制日货规条及令卞荫昌自行退职”。卞当选为正会长之后，日领事又致函北京政府农商部，声称“自津埠排日风潮兴起，当抵制日货剧烈之时，致有殴伤大阪《朝日新闻》通信员及商业会议所书记一案。查知卞荫昌实为商界联合会主动之人，……以商会副会长有地位之人主唆其间，本馆断难默认，欲其自行退职。……该商会忽改组章程，选举卞为正会长，而卞仍腼颜就职。因思贵我两国，尚属友邦，是不应有此明示反对之举。”日本领事对卞荫昌的这些攻击之词，只能说明卞领导天津总商会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行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大为恼火，以致横蛮无理地粗暴干涉商会之选举。有的回忆文章认为五四运动中天津总商会会长叶登榜“托病辞职”，副会长卞荫昌“也避不露面”，这显然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在叶登榜辞职后，天津总商会实际上由卞荫昌主持，总商会的有关通告及函件也均由他领衔署名。正因为如此，他才遭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