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商会选举的两次风波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浙江学刊》 作者：朱英 查看：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新式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具体实施的情况却并不一致。上海、苏州等地商会在清末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仍然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还希望政府批准“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到1918年《天津总商会章程》才制定投票选举制度，天津商会最终也进入了“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
在经历了清末和民初的一段较长时间之后，天津商会终于实行了投票选举制度，这在天津商会发展历史上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制度安排和进步表现。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天津商会实施了投票选举制度之后，其选举就能一帆风顺地进行。事实上，天津商会在首次推行这一新制度时，随即遭遇日本驻津总领事干预商会会长选举的事件，使天津商会在实施选举制度之初即面临严峻考验。同时还要看到，天津商会在实施投票选举制度的过程中，仍难以避免地出现其他某些问题，包括所谓选举弊案的纠纷，而且天津商会缺乏及时处理选举舞弊案的能力与魄力。这篇短文即对过去较少提及的天津商会遭遇外人干预选举和自身选举弊案这两次风波略作论述，以增强对天津商会职员选举制度与实际操作的认识，并借以了解各地商会选举的不同情况及其特点。
一、反对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
外国领事直接干预商会会长选举的事例，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的历史上尚属少见，但天津商会却不幸遭遇其事。天津商会制定投票选举制度之后，于1918年3月19日首次举行了会董投票选举，一周后新当选的60名会董又选举了正副会长，叶登榜得51票当选会长，卞荫昌得48票当选副会长。
以往的有关论著常常片面地批评富商大贾挟其雄厚经济实力，把持商会正副会长(清末称为总理和协理)等重要职务，长期垄断商会的领导权。对天津商会同样也有类似的批评。这种说法误以为那些有影响的工商界上层人物，都迫切希望能够担任商会总协理或正副会长 ,以便从中谋取私利，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地区的著名商董在当选之后，都以种种理由表示不愿应选，虽经会董一再恳请也仍要求辞职，天津商会同样不乏类似现象。上述天津商会会董投票选举叶登榜、卡荫昌为正副会长，二人均系连选连任，照理应感到欣慰，但叶登榜在选举当日即致函天津商会，表示：“鄙人前此就职会长以来，先后已历数载，知识薄弱，魄力毫无，又兼本务冗繁，顽躯多病，于会长职务未能稍尽万一，清夜思之，惶悚实甚，屡拟避贤让能，以遂私愿。……讵料此次改选，复蒙诸会董谬举蝉联，益令鄙人惶悚无地。…… 所有此次当场票举鄙人正会长一席，恳请另选贤能就职任事，鄙人情愿以会董名义帮同办事，稍盖前愆，是所切祷。”在此情形下，全体会董只好推举副会长卞荫昌代理会务。但不久之后卞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天津商会全体会董又恳请叶登榜上任会长，叶仍坚持不允，并于1919年6月再次致函商会，声称“此次辞职出于决绝意志 ,毫无商量余地”。9月初，天津商会会董选举卞荫昌为会长，卞也在众会董恳请下勉强应允。因次年春即为换届改选之期，故副会长不再重选。至此，天津商会会长一职长期空悬的难题才得以解决。但出乎意料的是，日本驻津总领事却对卞荫昌当选商会会长公开表示反对，引发了一场十分罕见的特殊中外交涉案。
在得知天津商会会董重选卞荫昌为会长后，日本驻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即致函北京政府农商部次长，声称“自津埠排日风潮兴起，当抵制日货剧烈之时，致有殴伤大阪朝日新闻通信员及商业会议所书记一案。查知卞荫昌实为商界联合会主动之人，并为十人团团长。当时卞尚居商会副会长之职，因此本馆向直隶交涉公署交涉，有请取缔各商同业联盟抵制日货规条及令卞荫昌自行退职之条件。…… 乃事未实行，本馆方在隐忍之际，该商会忽改组章选举卞为正会长，而卞仍腼颜就任。因思贵我两国尚属友邦，是不应有此明示反对之举，今欲其即行退职。”农商部将此函转寄天津商会，要求“务希慎重相处，勿令发生重大交涉，致令政府难以应付”，同时由农商部次长函复船津辰一郎，“大意谓商会选举在商会法范围之内，官厅向不干涉。此次执事当选为会长一案，尚未报部，亦难预加以制裁。惟如有逾越范围举动，自当随时制止。”天津商会收到工商部转寄的船津辰一郎这封函件后，诸多会董感到异常愤怒，认为“该日领对于友邦法团无端干涉，任情诬蔑，种种轻慢言词，殊与国际体面筱关，当拟召集开会筹议对待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