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商会选举的两次风波(4)
辛亥革命网 2011-05-03 00:00 来源：《浙江学刊》 作者：朱英 查看：
前述面对外国驻津总领事直接干预选举之举动，天津商会可以理直气壮地予以抵制，但对地方政府尤其是省长公署饬令暂行停止选举的批示，天津商会却难以公开进行抵制或者是置之不理。按照规定，商会的职员选举虽由商会自主进行，但必须接受所在地方行政长官的监督，如有违规舞弊行为，还将受到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处罚。1915年12月北京政府颁布的《商会法》第十八条规定：“会长、副会长及会董选定后，须经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报告农商部。”第二十九条更进一步指明：商会“职员有违背法令或妨害公安之行为确有证据者，农商部或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得令其退职。”1916年2月公布的《商会法施行细则》又补充规定:商会每届选举时，必须“请所在地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或地方行政长官派员届时莅视 ,即日当众开票。”因此，就法理而言天津商会也不能对省长公署要求停止选举的批示不闻不问。
不过，商民指控天津商会选举存在的这一舞弊现象也称不上多么严重，涉及的商家也不多，照理应该可以调查清楚并加以解决。但由于官厅派员督办清查不力，天津商会也未及时处理，随后又因“直皖之役，地方多事“，一直拖延到1923年也未改选正副会长。是年5月天津商会致直隶实业厅的一封公函透露了该事件的具体影响：“案查敝会职员任期早经届满，前于九年间依法改选，曾蒙省长派员暨贵前厅长、天津县长、天津警察厅长、津海道尹莅会监视投票 ，当日开票，宣示公众在案。嗣准省公署政务厅函开以刘祖培等告发选举舞弊，应彻查停止办理各等因。又准贵厅函开前因，惟事隔至今将近三年，未经彻查，故于此次选举顿生障碍。敝会追忆前事，解决无由，究竟前次选举之会董 ，应否即行召集，以便瓜代，相应函致，即希贵厅查照核复。”由此可知，天津商会对1920年改选时发生的舞弊案并没有彻查，事隔近三年后仍“解决无由”，以至连该次选举中当选会董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有商董向实业厅呈请“维持民九原案，以利进行”。实业厅也不希望此事长时间影响商会正副会长改选，遂向省长说明：“此案时逾数载，真相已难详查。……佥以民九所选会董既经依法选出，自应认为有效，应即准予召集，依法互选会长副会长，以顺舆情。”最后，省长公署也批示照准“维持民国九年改选原案”。由于时过数年，1920年当选的会董“亡故出缺者已有五人之多”，天津商会只能依照章程中的有关规定，依法应以候补当选之会董递补”。而调查候补会董之年龄、住址等事又需时日，直至1924年5月，天津商会会长的改选才得以举行，卞荫昌和杜克臣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由上可知，因一件小小的选举舞弊案，导致天津商会正副会长的改选推迟了近 4年时间，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商会中是很少见到的。尽管有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相继爆发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这种现象同时也表明天津商会在实行投票选举的过程中，缺乏及时处理舞弊案的能力和魄力。
大概是天津商会的一些会董对此事也感到惭愧，因而当正副会长改选前《益世报》载文称 “总商会筹办改选，将来必有一番捣乱，并云会董中现有欲谋会长者闻有四五人之多，刻下正在奔走运动”，即有会董对此报道“不胜心中耿耿“，立即公开予以批驳，认为“我商会自成立迄今，凡百举动，皆遵依照商会法律而为，此次改选亦履行第二十二条选举用记名投票法，由选举人自由行之。所推选之会长，依法照第九条之规定，曾未有违背法律之点，自然顺理成章，诸凡就绪，不知该益世报竟居然有未到先知之能力，预料定必有一番捣乱。此语虽出揣测，未免言之太过。……查报馆秉有闻必录之天职 ，倘我总商会改选后实有违背法律之处，舞弊营私之点，不妨尽情登载，此际则万不当妄行预料，无端揣测。”虽然后来在会长改选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有人暗中运动当选而导致混乱的局面，但天津商会的会长改选延宕如此之长的时间，确实会使人引发种种猜疑，并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此后的1926年天津商会的换届改选仍然十分不顺利。原会长卞荫昌于是年12月因病去世，副会长杜克臣坚决要求辞职，众会董虽未停止换届改选的筹备工作，但拖延半年仍无结果，以致官厅认为商会“借故稽延”，要求“三日内选会长，呈报备案”，后干脆指定张仲元、王益保二人“堪充总商会正副会长”，于1927年9月训令天津商会以走过场的形式选举二人为正副会长。由此表明，天津商会制订了投票选举制度之后，仍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很好地实施这一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