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觉醒——上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3)

　　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中国国民性中非常缺乏，而又为当时形势非常需要的一种时代精神。中国知识界是在日本学习了西方历史和政治理论而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考察了欧洲国家思想过去、现在、未来变迁的历史和趋势，认识到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是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留学生们也是通过回顾19世纪世界历史后认识到“民族主义者，十九世纪之产物，而亦其主人翁也”。他们说：“维也纳会议成一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大过渡，及法国第二革命起，而全欧之机大动，而奥意战，而德奥战，而奥匈战，而德法战，而东方问题，而爱尔兰自治。及其将终，而英阿之役，美西之役，日本之维新，义和团之扰乱，落落诸大事，无一非由是民族主义者磅礴冲击而成。故一部十九世纪史，即谓民族主义发达史可也。”[9]他们认为民族主义的目的在统一全族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他们心目中的榜样，在19世纪执牛耳于生存争竞之舞台的日耳曼、意大利、匈牙利，都是在民族主义引导下建立的民族国家，正在争取独立的爱尔兰、脱兰士、菲律宾、波兰、犹太，将为20世纪之日耳曼、意大利、匈牙利。他们从日本的维新、义和团的斗争、菲律宾的独立，看到民族主义大潮将由欧洲而转移至亚洲，并将由19世纪末在亚洲的发动而发展至20世纪的盛行。《浙江潮》第2期上发表的余一的《民族主义论》指出：“民族主义发达之迹：其在欧，则十八世纪之末为民族主义发动时代，而演其本题于十九世纪，其在亚，则十九世纪之末为民族主义发动时代而演其本题于二十世纪。”为什么20世纪亚洲的民族主义会盛行呢？因为西方的民族主义已经演变为民族帝国主义了：欧洲民族主义萌达于18世纪下半叶，全盛于19世纪；民族帝国主义萌达于19世纪下半叶，全盛于20世纪[10]。也就是说：19世纪为民族主义之时代，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之时代。这种帝国主义之原动力，“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野心也，国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胀也，亦非出于武夫健将一二人之权略也，国民工商业发达、资本充实之所膨胀也⋯⋯故其风潮之猛，若倾海水而注之大陆”。帝国主义的潮流将在20世纪里直冲亚洲。亚洲国家“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不能保卫自己的家园[11]（p632）。

　　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民族主义”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外的，即团结同种之力量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自己的国家，使不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一是对内的，即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9]。其实，两层含义是相联系的。只有民族的国家才可以“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只有民族的国家才可以使人民“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养成“国民”之资格，只有民族的国家才可以达于统一，臻于富强。国家统一和富强了，就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避免成为殖民地而遭亡国灭种的命运。所以梁启超给民族主义下定义说：“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2]他还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10]至于“民族的国家”是汉族的国家，还是包括中国版图上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在20世纪初年是有不同看法的。这种分歧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就有“排满”和“保皇”的对立，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国人以上对于20世纪的认知表明，在他们视野里，新的世纪对世界来说，一方面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一方面是被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而对中国来说，面对帝国主义加强侵略的形势，民族主义旗帜将会高扬。于是“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1903年6月13日《苏报》载文称：“民族主义不伸，而欲吾四万万同胞，一其耳目，齐其手足，群其心力，以与眈眈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吾未闻举国以从也。”

　　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未来20世纪的民族国家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是仍然像眼前的君主专制国家呢，还是别的什么国家？

　　从世界范围看，欧亚各大国经过19世纪宪政运动，进入20世纪的时候，仍然坚持专制统治的国家并不多了，只有俄国、土耳其等少数国家。俄国要求立宪的呼声此起彼应，社会革命党人正以激进的手段进行反对专制政体的斗争，社会民主工党也在谋求用武装革命的手段推翻沙皇统治。土耳其由新奥斯曼党人发动的第一次立宪运动虽然失败，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又在酝酿第二次立宪运动，而且土耳其在19世纪末正在与宪政国家希腊作战。俄、土的专制政体都面临挑战。因此人们预言：20世纪是民权扩张的时代，“二十世纪之天地，盖断不容专制余威稍留其迹。若俄罗斯，若土耳其，虽残喘尚存乎？不及五十年，俄必变于民，土或变于敌”[13]。

　　在中国，满洲贵族进入中原后，将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使人民遭受更为深重的苦难。昔日“扬州三屠”、“嘉定七日”的阴影和“文字狱”的噩梦尚未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除，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军的滚滚人头、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义和团的被出卖、沈荩的被杖毙，又增添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新的仇恨。不论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还是伏阙请愿的君子，均被一道道“圣旨”推向断头台。不论是主张皇帝让位、实行共和的革命还是要求皇帝让权、实行君民共主的改革，均在“谋逆”的罪名下遭到镇压。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常常是在“奉旨”的名义下进行。在西方民权早已得到张扬的时候，中国人民还在君主的淫威下痛苦地呻吟。

　　就在此时，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继赫胥黎《天演论》之后，卢梭《民约论》在东方大地上又掀起了一股思想启蒙的旋风。18-19世纪欧洲民权思想之风潮，越20世纪而入于亚洲，入于中国，像震雷一声，使天地昭苏，如阳春一转，叫万绿齐茁，于是民主、自由、平等、民权等名词，始映于中国人之脑海，人们如获至宝，如获妙药。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夫卢骚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即吾请执卢骚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之地。”

　　在卢梭诸大哲民主思想的启发下，孟子关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被赋予新的意义。刚刚跨进20世纪门槛的时候，梁启超就从国家思想变迁的历史进程推论出，在20世纪，人民为国家主体，帝王或其他统治者由民所委任，对民负责任。他将孟子之言加以演绎，认为：18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18世纪末至19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世纪末至20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10]。

　　这是就西方而言，如果论及中国，20世纪应相当于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时，即需要扩张民权的时代，还不能以“社稷为贵”或“政府万能”之说移植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