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觉醒——上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5)

　　他们如此强调20世纪是竞争的时代，完全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因为他们看到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20世纪工业竞争之时代，工业不发达之国几有不能立足于地球之势。在20世纪经济战争之世界，苟“缺平和竞争之能力，无凌驾列强之物质，而立国于此最可危惧之世界者，其民族之澌灭，其家国之丧失，实无可逃之数”[29]。“自经济上言之，则二十世纪中，苟得立于经济界者，则其国兴，苟弱于经济界者，则其国亡。”[30]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更明确地指出：“今世界既入二十世纪之舞台，则第二等国以下必不能于地球上有插立国旗之地。”这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综合国力问题。综合国力强大，则国际地位自然就高，别人必不敢来欺负。否则就要挨打。

　　然而当时的中国，综合国力如何呢？时人悲观地分析道：“二十世纪之时代，其中国存亡之界线乎？往者且勿论，即就现势而观，铄于外者，列强各挟其民族帝国主义麇集亚东之大陆，以恫吓、柔媚种种手段，吸我同胞之膏血，夺我同胞之权利，务使精疲力竭，死而后已。溃于内者，无贫无富，无贱无贵，大半皆混沌顽陋有如原人，其桀黠者，非仇教以召侮，即媚外以卖国，而号称血性男子，为中国四万万人中最难能而可贵者，亦不过为无意识之举动，舌焦笔秃，徒托空谈，而自以为一己之天职已尽焉。”[31]怎能有经济实力与列强抗衡？而且，由于列强本国工商业的发达和义和团运动给它们的沉重打击，它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也从着重在军事侵略转变为着重在经济侵略，而这种经济侵略比之军事侵略更为可怕。因此20世纪之中国已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20世纪里，中国“胜则为全球主人翁，败则入自然淘汰之旋涡，而种族渐归澌灭”[32]。

　　面对这暗淡的前景，进步的中国人并没有消极地等待做亡国奴。看到中国这样一个“方里二千万，倍半于全欧；人民四百兆，六倍于北美；开辟五千余年，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遗教，有英雄豪杰龙战虎斗之历史；且地处温带，人性聪慧，国多平原，物产饶裕，皆地球万国之所无，而我中国所独有者也”，本来就具有“雄视宇内，威震环球，操纵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33]的伟大国家将沦为列强的完全殖民地，他们不甘心。拯救祖国，使其免遭灭亡的厄运，是最先觉醒的那批中国人自己“揽到”身上的神圣使命。在他们那里，20世纪又有了新的意义，即，20世纪是东方睡狮觉醒并崛起的时代。他们的信心来自对时局的清醒估计。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的沉重一击，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几乎置于死地，但义和团和广大民众反抗侵略的斗争，又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潜在力量，显露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希望之光。随着西力东侵的还有西方的文明与启蒙思想，还有美国脱英羁绊而自立，日耳曼之建联邦，意大利之立新国，匈牙利之离奥而独立等榜样，将使中国人受到影响，受到鼓舞，迅速觉醒。人们把世纪之交视为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人民觉醒的新起点。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说：“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新陈嬗代之时也，故二十世纪之中国，有断不能以长睡终者。”[34]“他们懂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永恒哲理，敏感地觉察到，在世界被列强搅乱得‘乌天黑地，云黯风号’的背后，隐藏着帝国主义盛极必衰的契机。”[35]《湖北学生界》就宣称：“今日者十九、二十两世纪之交也，中国而亡也，其必于斯，中国而兴也，其亦必于斯。斯时也，正天地所为造成最重最大反动力之时势，以待我之斡旋转移，而演出空前绝后独一无二之雄快的活历史也。”[36]

　　这“演出空前绝后独一无二之雄快的活历史”的主角是谁？清朝政府和官吏已成为列强“所擒之纵之威胁之具”，不足恃以图存，只能将重任寄托于人民和学生。宋教仁大声疾呼：“四万万同胞，起！起！起！二十世纪之中国将赖汝为还魂返魄之国，迎汝为自由独立之尊神，汝老者壮者少者幼者，其勉乎哉！其勉乎哉！”[37]但是没有觉醒，没有自立精神的民众只能是乌合之众，甚至只能是奴隶，也难以承担救国重任。于是“国民”问题被提出。《国民报》第2期上专门撰文《说国民》，把“民”分为“国民”和“奴隶”，两者的定义和区别是：“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该文作者认为今日中国有无“国民”，是20世纪之一大问题，中国有国民，则20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中国若无国民，则20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隶，所谓万劫不复者也。国民问题实际上就是国民性问题。在这方面，受到19世纪末日本出现的“国民性反省论”影响的留学生也很重视对中国国民性的反省。《说国民》中反省了中国人的奴隶性格，如无权利、去责任、甘压制、尚尊卑、好依傍等等就是国民性中的弱点，而文章提倡的作为国民标志的权利思想、责任感、自由意志、平等观念、独立精神就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国民性。

　　如何才能造就具有以上国民性的“国民”呢？有人思之又思之，认识到“竞进者，二十世纪不二之法门”[38]，这就是说，在竞争的世纪里，只有具有竞争、进取精神才能敢于抗衡强大的对手，争取最后的胜利。所以中国国民“欲争存于二十周世纪中之竞争场也，必先贯注以竞争之精神、之血气、之热心、之魄力，而后可免于并噬。”[39]但中国民众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包袱，只有卸下这包袱才能成为自立自强的国民，故刘成禺说：“二十世纪为人类竞争之历史，旧历史之缺点不去，必不能养成国民”[40]。留日学生呼唤“国魂”的归来，就是要用积极进取精神、军国民尚武精神、爱国精神，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革命主义、英雄主义来重塑中国的国民性。

　　他们出于历史使命感，认为青年学生可以承担重塑国民性的重任。他们豪迈地宣称：18、19世纪之历史为欧洲学生运动之舞台，中国学生则应成为20世纪历史舞台之主角。他们看到，中国现状，官吏则案牍之外无经营，士民则衣食之外无谋划，习焉而不察，由焉而不知，凡所事事，仅足以供人役使，完全是一种奴才或奴隶的样子，这些人需要“吾学生为之支配之，为之整齐之”[41]，“二十世纪之中国，必由吾辈（青年）支撑之、提挈之，以雄视宇内”。所以他们组织团体，创办报刊，译介西学，宣传群众；他们还在本省开展社会调查，各取方域之利病一一研究之，以为国民发其智，通其情，兴其利，剔其害，使国民皆脱奴隶之习性而具主人翁思想，徐图救国之方[42]。

　　因此，世纪之交，青年学生是人群中最活跃的一群。真乃“廿纪英雄属少年”，20世纪中国光辉历史的序幕就是由他们拉开的。

　　跨进新世纪门槛的时候，中国先进人士对20世纪的认知是他们所从事的革命救亡运动必要的思想准备之一，它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在以上对20世纪认知的基础上，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中国人民产生了忧患意识，爱国学生产生了使命感。于是，在三民主义旗帜的号召下，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起而为实现自己的使命——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为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