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2)

　　二、“开国”的力度与主要方向

　　日本与中国的锁国体制，都是被挟工业革命威势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打破的。以首次订立开放门户条约的时间而言，中国先于日本1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签署，日美《神奈川条约》1854年2月11日签署），但在被迫开放门户以后，日本“开国”的力度和主动性，明显高于中国。而且，有趣的是，与中国人充满对撞开广州门户的英国人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年）的愤慨有别，日本人对于1853年打开其门户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M.C.Perry，1794—1858年）并没有怀抱憎恨，一些人还把培理看做日本文明开化的“恩人”。在培理率舰队登陆的浦贺湾，日本人建立培理公园，园内设纪念馆，竖纪念碑，上撰伊藤博文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这意味着对“开国”的正面认肯，即使国门是不体面地被外国人猛烈撞开的。

　　孙中山（1866—1925年）青年时代即发现中日间开国后近代化速度的差异。他于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指出：

　　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4（第15页）

　　对日中现代化作比较研究的日本学者依田　家，将日中现代化速度不同的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点：

　　1、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态比较适合于吸收外来文化，日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比较有利于产生近代的社会关系；

　　2、日本自17世纪末已出现限制儒学有效范围的倾向，而中国则迟迟不能摆脱儒学的羁绊；

　　3、日本在17世纪末就形成作为近代国家之前提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大阪为中心，辐射各藩的统一市场），而中国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4、日本以血统制和世袭制为基础的政治形态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下层武士对现行统治秩序存在强烈否定态度，而中国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政治形态较易使统治阶级整体保持对传统体制的认同，不易使社会发生变革；

　　5、日本较早脱离官督商办的经济阶段，形成民间资本主义，而中国则长期坚持官办传统，难以形成民间资本；

　　6、日本从江户时代就普及了初等教育，其识字率不亚于同期欧洲国家，这对以后的近代进程产生了有利影响；③

　　7、19世纪中叶欧美对东亚的压力主要对着中国，而且一再对中国施行武力侵略（如两次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压力较弱，这也是日本现代化非常有利的条件5（第338—340页）。

　　笔者基本赞同这一分析。以“中心——边缘”理论观察，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其文化具有原生性和稳定性，对西洋文化来袭反应迟钝，实现近代转型较为缓慢；而日本居东亚文化圈的边缘，其文化是次生的和易变的，对西洋文化来袭的反应敏锐，实现近代转型较为快速。且不论明治维新，即以幕末时代而言，朝廷、幕府、藩国和民间虽然有过“锁国攘夷”与“和亲开国”政策的对立，发生“开国”与“攘夷”、“佐幕”与“倒幕”的激烈冲突，但总体上，由于日本社会的前述特点，其对西方冲击反应的迅捷，非同时的中国可比。阿部正弘主持的1853—1856年（嘉永六年至安政三年）间的“安政改革”，解除大船禁造令，创建造船业；委托荷兰人制造蒸汽机船，派人到长崎向荷兰人学习航海术；设立讲武所，编制洋枪队，奖励练兵；创设洋学所（1855年建，1856年更名蕃书调所，1862年又改称洋书调所），讲授洋学，培养洋学人才。1855年（安政二年），越前福井藩兰学者桥本左内（1834—1859年）撰《西洋事情书》，介绍西方社会及文化。继阿部正弘执政的堀田正睦（1810—1864年）继续推行开国政策。1858年（安政五年），也即“日美通商条约”签署后的第二年，幕府废除海防挂一职，设置隶属主管外国事务老中的外国奉行（相当于外交部长）一职，下设组头、调役、翻译、通弁（口译），担负幕府的外交事务。这较之清朝设置同类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早2年。上述措施为日本“开国”从被动走向主动准备了条件。在堀田后执政的大老井伊直弼（1815—1860年）镇压反幕派，史称“安政大狱”，激起1860年（万延元年）的樱田门外之变，井伊被水户藩士刺死。此后又有“文久改革”（1861—1863年）和“庆应改革”（1865—1867年）。这些幕末改革虽然未能平息倒幕潮流，克服社会危机，但开国的步履却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19世纪60年代初中期，日本幕府及藩国多次派遣使团前往欧美，既作外交谈判，也有师法西方之意，著名者有万延使团及“咸临丸”赴美、久久使团赴欧。此时，到欧美留学也渐成风气。这些出访西方的规模、效果都在此间中国同类举措之上。

　　以往，史学界对明治维新时岩仓使团于19世纪70年代访问欧美比较关注，但作为其前驱的幕末间造访西方的多次举措，也应认真考究，这样才能在较长时段的比较中，考察日本的开国过程，发现日中两国近代转型期汲纳西方文化过程的异同。

　　自幕末到明治时期，日本“开国”的主要方向，当然是给日本造成空前威胁，并且又是其效法目标的英、美、法、荷、普、俄等欧美国家，但自幕末开始，日本也将视线投向曾是“文化母国”的近邻中国。

　　三、“对清策论”

　　自古以来，日本从中国引入多方面文明成果，诸如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儒学、中国化佛教、文学艺术等等。与此同时，日本又对输入的大陆文化有所选择、有所创新，如在吸收中国儒家学说时，因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相抵触而扬弃“汤武革命”理念；又如用汉字偏旁造出假名这一日本语音符号，等等。经过千余年的汲纳与创造，日本逐步形成富于特色的国风文化，从而出现“大陆文化”与“国风文化”相互渗透又彼此制约的多元一体格局。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深怀“敬畏”之心。但诚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1910—1991年）所说：

　　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6（第23页）

　　从6世纪到9世纪日本长期如饥似渴地向中国学习，这在日本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自卑感。随着日本同化他们引进的事物并将其转化成他们自己与众不同的文明时，这种自卑感才渐渐地消失。6（第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