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4)

　　四、四次遣使上海

　　日中贸易往来，历时久远，中国长期是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国。室町幕府时期与明朝开展的“勘合贸易”，嘉靖间，因倭寇骚扰东南沿海地区，被明朝庭终止。此后日本一再要求恢复，却因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而再度搁置下来。中国的生丝改由葡萄牙人以转口贸易方式运往长崎，以满足日本丝织业的需要。明清之际，中国东南沿海同日本长崎的民间贸易有所发展，中方以生丝换取日本铜，以满足铸造货币之需。清廷为鼓励外铜进口，准带丝斤出口以易铜。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日本元禄元年），长崎1年入港唐船193艘，乘这些船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人多达9128人（第167页）。8德川幕府为控制铜、金、银出口，一再限制唐船入港数量，规定凡来长崎贸易的船舶，须持江户幕府颁发的通商牌照——信牌，这便是所谓“长崎信牌贸易”。与此同时，日本又严禁国人出海通商，17世纪初叶以降的200余年间，“日本商人绝无至中国者”。这就出现一种奇特现象：锁国200余年的江户幕府，一方面以来自中国的朱子学为官方哲学，另一方面严禁日本人踏上中国土地，连有关中国的情报，也靠来长崎的中国商人提供。这与平城时代、平安时代日本多次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实地观察、汲纳中国精神文化、物质文明的情况大不相同。

　　由于江户幕府严禁日本商船出航海外，日本对外贸易的权益多为外人所获。时至19世纪40年代以降，上海开埠，以上海为东亚贸易基地的西洋商人，利用日本锁国之机，往来于上海——长崎之间，牟得所投入资本70倍的惊人利润，以至日本金银大量外流，财政窘迫。为摆脱困境，开国初期的幕府，便试图打破禁航海外的传统，决计派遣官船前往清朝作商贸考察，以期开展直接对清贸易⑤。而1859年以降，英美相继开辟“长崎——上海”定期航线，上海商贸发达的消息不断传入日本，兼之上海是距长崎最近的中国大陆港口，这里自然成为幕末遣使出航清朝的最佳目标。江户时代禁止日本人前往中国的情形，至幕末的4次遣使上海而告终结。

　　1.第一次使团赴沪。

　　幕府为恢复17世纪30年代（宽永年间）以前的朱印船贸易，并了解正在上海一带进行的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况，经过1年的筹划准备，于文久二年（1962年）派遣使团赴沪。使团由御勘定根立助七郎率领，一行51人，于1862年5月27日（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乘幕府官船“千岁丸”，从长崎发航，6月2日（五月五日）抵达黄浦江，8月1日（七月六日）离开吴淞口，在上海逗留2个月，8月8日（七月十二日）返回长崎。

　　2.第二次使团赴沪。

　　“千岁丸”上海行，虽然在了解清国商贸、军政实情方面颇多收获，但并没有同清方就双边贸易达成具体协议，幕府遂有第二次使节团的派遣。这次使节团的正使为军舰奉行支配组头次席、箱馆奉行支配调役并山口锡次郎（1836—?年），随行者外国奉行支配调役格通弁御用头取森山多吉郎（1820—1871年，幕末著名荷兰语翻译）等50人，乘排水量376吨的幕船“健顺丸”，1863年12月21日（文久三年十一月十一日）从品川启航，1864年3月28日至5月14日（元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九日）逗留上海。使节团在上海拜访英国、荷兰等国领事馆和海关，为购买武器到停泊上海的美国船会商，又至道台府拜访以候补松江知府代理上海道的应宝时。“健顺丸”上海行的主要目的是开展贸易，为此与清方及洋商广泛洽谈，并了解蒸汽船沿长江航行到汉口贩卖昆布（海带）等货品的可能性。相对于第一次幕府使节团所乘“千岁丸”由英国船长指挥，船员主体也为英国人（返航时雇请荷兰人），日本7名水手、杂役只起辅助作用，第二次幕府使节团所乘“健顺丸”则由日本人驾驶，使节团正使又由有海军经历的山口锡次郎担任，故此次航行被之“日本交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业绩”⑥。不过，“健顺丸”上海行也未能与清朝建立正常商贸关系，而且“健顺丸”5月20日返回长崎时，攘夷派浪士排外活动激烈，刚刚下船的山口锡次郎一行受到攘夷派浪士诘问⑦。“健顺丸”乘员的纪行文集结为《黄浦志》。

　　3.第三次使团赴沪。

　　这次使团负有密命——调查长州藩卖蒸汽船购买枪支的情况。作为外样大名、西南雄藩之一的长州藩，文久年间（1861—1863年）进入中央政界后，与幕府矛盾日益尖锐。长州藩为建立自己的陆海军，违背外贸易经幕府许可的规定，自行向外国买卖枪械和船舰。1863年（文久二年）秋，长州藩在横滨从嘉蒂恩·马里逊商会购买汽船“兰斯弗尔德号”，更名“壬戌丸”卖给美国商人德莱科；次年3月，代表长州藩的村田藏六（即大村益次郎，1824—1869年，幕末维新军事家，日本近代陆军创始人，东京的靖国神社竖有其巨型铜像）率藩士、水手共50人，乘“壬戌丸”密航上海，以35000美元将“壬戌丸”卖掉，以其款购买大量盖贝尔枪，然后乘“飞鹏号”回到下关。荷兰总领事将此事密告幕府，幕府遂派员前往上海，原拟依赖荷兰驻沪领事，逮捕村田藏六等长州在沪人员，因中国自有法规，幕吏们无法下手，只能调查事件原委。这次肩负密命的幕府使团，由外国奉行支配调役石川岩司、外国奉行支配调役并杉浦爱藏（1835—1877年，1867年参加德川昭武率领的赴欧使团）及做通弁的外国奉行支配调役格西吉十郎3人组成，1865年4月12日（元治二年三月十七日）从江户出发，翌日从横滨乘英国邮船“北京号”，4月20日抵上海后，频频与荷兰、美国领事交涉，又拜会上海道台丁日昌（1823—1882年）。因长州藩在上海卖船购枪均秘密进行，村田藏六（大村益次郎）一行在上海动向不明，调查难以进行，加之当时日本与中国尚无条约关系，清朝官员对日方人员颇有尊大之概，视同属国，因此，石川等3人的上海行不了了之。逗留10日，4月29日仍乘“北京号”返日，抵达横滨已是1865年5月5日（庆应元年四月十一日），正是幕府下达第二次征讨长州令的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