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3)

　　从安土桃山时期到江户初期是日本力图建立独特文化的重要阶段，神国思想和封建扩张理念渐趋张大。如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统一日本后，即滋生征服朝鲜、中国，建都北京的野心；德川家康（1542—1616年）建立江户幕府后，也有“德化宇内”的设想。江户时代的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年）、贺茂真渊（1697—1769年）、本居宣长（1730—1801年）等人进一步发展这一理念，力主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

　　时至江户后期，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膨胀。其特点是讴歌作为“神国”的日本，认为日本理应统治世界。这种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既是对西方人东侵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日本“文化母国”——中国的一种抗拒式回报。

　　江户后期思想家本多利明（1743—1820年），对汉学、国学和兰学均有研究。他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中提出，作为“海国”的日本应以贸易立国，与幕府的锁国政策正面抵触。在1795年著的《西域物语》中，本多利明称，“日本为天下第一的最良国”，应当积极地向北方地域武力殖民。他所谓的“北方地域”，指千岛群岛、乌苏里江以东、勘察加半岛等人烟稀少的地方。本多利明对拥有广大附属国的欧罗巴诸强国不胜羡慕，转而哀叹日本地狭国贫，空有拓殖海外的欲望，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正反映了国力尚弱时日本早期殖民主义者的窘态。

　　稍晚于本多利明的平田笃胤（1776—1843年），更明确阐述了“皇国史观”。④他在所著《灵能真柱》中神化天皇，提出“皇国是万国的祖国，天皇是万国的大君”。大致与其同时的幕末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年）被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皇道派”尊为先觉，著有《宇内混同秘策》一书。“宇内混同”即“世界统一”的意思。佐藤在该书的序文《混同大论》中说：

　　我皇大国乃大地上最早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根本一旦有序，则全世界应悉为郡县，万国之君应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7（第65页）

　　佐藤信渊还具体论及“宇内混同”的步骤：“必先自吞并支那国肇始”，其方略是仿效满洲迅速统一中国的故伎，先侵入满洲、朝鲜，进迫北京；又从九州诸港直驱江南、浙江等地7（第65页）。

　　佐藤信渊写作《宇内混同秘策》，时在1823年（文政六年），日本尚处在锁国状态。该书充溢着昧于世界大势的封建扩张狂想，但其吞并东亚的步骤设计，与100年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践相吻合，因而被视作前躯。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随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不仅是中国旷古未遇之奇变，而且也对尚处锁国状态的日本朝野造成强烈震撼。幕府立即修改禁海政策，以适应变化；一些藩国也十分关注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原伊势津城主便向佐藤信渊咨询，为答复咨询，佐藤于1849年（嘉永二年）撰《存华挫狄论》。与20多年前的《宇内混同秘策》大相径庭的是，此时西方殖民势力（佐藤称之“夷狄”）已构成对日本和中国的现实威胁。佐藤站在东亚被压迫民族立场上，显示出对西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力主“存中华，挫夷狄”。《存华挫狄论》在记述鸦片战争经过后，于卷末寄望清国振起，成为日本的“西部屏障”：

　　满清君臣卧薪尝胆，济贫恤亡，上下同劳苦，练兵数年，以起复仇之义兵，挞伐英夷，全力逐之；俾使东洋无其遗类，庶能永为本邦之西部屏障。此即著《存华挫狄论》之主旨也。7（第64页）

　　佐藤信渊关注鸦片战争，是替日本的国防未雨绸缪，这在他于1847年（弘化四年）所著《海防余论》中讲得明白：

　　我国与西洋夷狄尚无交战之事，无从论其优劣。然自天保十一年（1840年）起，清国数十次战役皆大败，军力不能与之抗事，终至纳银割地以求和，方得幸免。兹录清英水陆战役数十次之战法，从而评之。7（第64页）

　　幕末日本关注清国现况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清道咸间经世学者魏源（1794—1857年）有感于鸦片战争而著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很快流传于日本。《圣武记》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日本弘化元年）开始传入日本；《海国图志》海防之策部分（第一卷《筹海篇》）于1854年（嘉永七年）在日本翻刻。

　　“唱开化日新之说”的先觉佐久间象山（1811—1865年），于1854年5月（安政元年四月）描述自己阅读《圣武记》的感受说：

　　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8（第97页）

　　佐久间象山与魏源同时异地，不约而同地发表了挽救民族危亡，抗击西方殖民主义东侵的言论，正反映了这一时间日中两国命运相近的事实，诚所谓“唇齿相连”、“辅车相依”。

　　总之，幕末出现的对清策论，或倡联合清国以抗西洋；或倡征服清国以图日本强盛。两说虽大有差异，却同样显示出日本一旦挣脱锁国体制，即把对清关系视作战略问题。其基本倾向是，从日本民族的危机意识出发，经略朝鲜和中国，以对西洋外交相平衡。开国之初的日本，在与西方列强周旋，寻求师法的同时，也试图与清国友好交往，一方面探究其惨败的原由，另一方面谋求通商以赢利。出于这两层目的，幕府于1862年至1867年（文久二年至庆应三年）间，先后4次派遣访清贸易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