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日本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

　　1862年6月2日（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五月五日），上海吴淞出海口，一艘西洋式三桅船鼓帆驶入黄浦江。与十余年来常常穿梭于此的只挂一国旗帜的西洋船舶不同，这艘帆船高悬三种旗帜：前樯是荷兰三色旗，中樯是英国米字旗，这都是当地人较为熟悉的，而后樯飘扬的白底红玉旗，即使吴淞口一带久历海事者也未曾见过，只有曾经渡航日本长崎的商人才知道，那叫“日章旗”，是日本船舶的标志。这艘三桅帆船船名“千岁丸”，是江户幕府自17世纪初叶形成锁国体制后，第一次派往中国的使节团乘坐的船只。使节团企图从上海了解清朝实态，并从这个远东最早国际化的城市学习国际外交惯例，掌握国际贸易及与西洋人打交道的通则。“千岁丸”所载日本幕府赴沪使团成员留下篇幅浩繁的见闻录，从中透视了1862年上海的社会风貌。

　　一、无炮的吴淞炮台和壁垒森严的上海城垣

　　6月2日（五月五日）凌晨，天色阴沉，间有小雨，使团随员日比野辉宽“五更起来，揉揉眼睛，看到船的左侧有六七处灯光，不知是什么灯火。过了一会儿，一艘西洋船点着灯从船的左侧通过。船长声大如雷地和人交谈，是在问这一带海水的深浅。睡了一觉天明，已离江口不远。”①以下便溯扬子江而上。使团另一随员名仓予何人发现“北岸则烟雨茫茫，不可望及。……其江流之大，实足惊人。”②对于只见过短小湍急的日本河川的藩士们来说，长江的浩瀚宏大，引起一片惊叹，藩士们的见闻录都有此类文字。入扬子江口，行30英里，即到吴淞江口，收进眼帘的景象是——“帆樯林立，两岸处处可见村落，南岸长堤凹凸，炮台并列，此处为大江与黄江合流之处”③。

　　名仓予何人所谓“大江与黄江合流之处”，即指吴淞江（黄浦江，简称“黄江”）通长江（又称“大江”）的吴淞口，这里是黄浦出口和上海门户，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以来即筑炮台。清末总办北洋机器局的傅云龙从上海出洋时，观察吴淞口形势说“南洋之要害在：上海，上海之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吴淞之要害在李家口。”①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原任福建水师提督的陈化成（1776—1842年）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调任江南提督，为防范英国舰队从广东北犯，在两江总督裕谦（1795—1841年）支持下，造大炮（炮身铸“平夷靖寇将军”字样），重筑年久失修的炮台，在吴淞口积极设防。1841年9月（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军攻陷浙江定海、镇海、宁波，翌年3月攻陷慈溪，进逼上海。1842年6月，英舰为进入黄浦江，猛袭吴淞炮台，陈化成挥旗发炮，击伤英舰多艘，并以肉搏战打退英军进攻。但新任两江总督牛鉴（？—1858年）率部从宝山溃逃，使陈化成腹背受敌，陈化成与守台官兵壮烈牺牲。英国军舰长驱直入黄浦江，占领上海。吴淞炮台171门大炮被英军掳获，此后二十年，吴淞口便空有炮台，而无大炮，成为一个虚应的海防设施。“千岁丸”在驶入黄浦江口时，英籍船长亨利·理查多松向日本人介绍了吴淞炮台的这一内情。日比野辉宽6月2日（五月五日）的日记对此记述最详——

　　这一带水深，锚链二十四寻。江宽十里多，四面都是船，其数有成百上千。问此江名，回答说叫吴淞江，吴淞江是唐音。南岸炮台相连，呈现出凸凹形，看起来修得很坚固，然而没有装设大炮。船长说，二十年前这里不仅备有大炮，而且人家很多，房屋比鳞。当时英国人要进上海港，放火烧掉炮台附近住房，运走大炮，所以现在只剩下空炮台②。

　　使团又一随员，日后成为著名维新先驱的高杉晋作对吴淞口的炮台状况也留意观察。他在日记的天头上写道：

　　此地尝支那人与英人战争之地，故人家等尽，至吴淞口，北岸尽炮台，炮台以土泥造之③。此边昔时为英人所夺，故人家殆尽云。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吴淞炮台是否重新装设大炮，清廷举棋不定。1898年4月（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年），建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吴淞自行开埠。刘坤一的设想是，此举不仅便利商运，而且可使各国杂居，互相牵制，从而防止某一外国据吴淞以屯兵④。这便是所谓“以商务守吴淞”，为一种奇特的弱国海防论，是“以夷制夷”伎俩的应用。后来，清廷认为吴淞不设炮台，于长江防务影响太大，遂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谕令重筑，刘坤一亲往考察，重建炮台七尊⑤。以上均为后话。

　　与1862年的吴淞炮台成无“炮”之“台”相对照的是，吴淞口以内的黄浦江上，停泊着多艘巨炮昂列的外国军舰。日本人以目测，估算外国军舰在14至20艘之间。松田屋伴吉称“上海异国船入港”“百十七艘，内十六艘军舰也。”⑥纳富介次郎记曰：

　　来黄浦停泊的外国船有百余艘，其中军舰约有十四五艘，……⑦。

　　峰洁记曰：

　　（在上海港口）眺望，诸国商船六百余艘，……中火轮舟五六十艘，军船二十余艘。最大的英法军舰二艘，是船长约五六十间、大炮五十门的蒸汽军舰⑧。

　　上海作为清朝最大的港口，扼守外洋的炮台已无大炮，而港口内却停泊多艘西洋军舰，炮口直指市区。上海全然成为一座对外洋不设防的城市——这便是1862年来访沪上的日本使节团亲眼目睹的情状。

　　同治年间的上海，一方面对外洋不设防，另一方面，其城垣内外却武装到牙齿，这显然是为对付太平军而采取的军事措施。纳富介次郎这样描述上海县城的城防：

　　城围约有一里半，城墙高约一丈五六尺左右。楼橹上飘着清国大旗，架着大炮。英法士兵在此互助，警卫森严。城门内外常有五六个肩扛步枪的唐、西士兵守卫①。

　　峰洁对上海县城诸城门的防卫状况也有具体描述“从甲门到乙门的左方，装备有大炮八九门，乙门到丙门之间的阁楼，铁枪弹堆积如山②。”名仓予何人的《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记有上海城戒严之事，其《支那闻见录》则记述上海城防之严：

　　上海城女墙大约二丈许，楼橹支那旗旌飘扬，驾设大炮，官兵并英法兵士多名警卫甚严。城门由英法铳卒看守，城门内有支那官兵数十名驻扎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