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日本人对上海社情的观察(2)

辛亥革命网 2011-05-07 00:00 来源:学术月刊 作者:冯天瑜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以后,德川幕府于1862年(日本文久二年,清同治元年)夏派遣贸易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其成员在上海逗留两月间

  峰洁的《船中日录》更具体谈及上海城门晚十时关闭,夜行者逮捕入狱等情节。名仓予何人还于7月3日(六月初七日)亲见官兵在上海县城新北门随意捆绑下属的情形:

  辰牌出本馆,到新北门,与防士刘文汇等会晤。时有一奴,来驻防,有种种说法,须臾防士大怒,命轻卒缚之,轻卒受命捉奸徒,取其辫,将其发缠缚于防所之柱,其辫长垂,故无须另用缧绁即可缚之,可谓一奇④。

  清朝统治集团一方面畏洋如虎,极尽卑躬曲膝,另一方面对本国兵民穷凶极恶,而且其暴行并不避讳外国人,足见此类行为早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政府已从抵御西洋列强屡遭挫败,转向妥协以与之周旋;而自19世纪50年代以降,清廷同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事日趋激烈,更使统治集团确立“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恭亲王奕1860年(咸丰十年)的奏章有典型的说明:

  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地。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⑤。

  日本使节团1862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正是对奕 这一著名奏章的生动印证。

  二、中外船舶林立的巨港

  一位当代美国学者在论及近代上海的特殊地位时这样写道:

  上海位于靠近长江三角洲朝海的一边,属于一个大江体系的许多源远流长的水道就在这里汇集,中国的海岸也在这里向公海伸展到最远处。于是外国商人所要运销海外的远近不同地区所生产的物品,可以经由上海出口;另一方面,装运到中国的洋货可以经由上海分发到广大无边的地区⑥。

  上海港在1862年的一个期间,停泊着英国、美国、德国、荷兰、丹麦、暹罗、西班牙、法国、葡萄牙等10个国家共268艘船只⑦。造访沪上的日本使团,便目睹了上海港这一华洋船舶交织的景象,诸藩士的纪行文对此都有描述。

  峰洁的《清国上海见闻录》写道:

  船靠上海港。此处川横十町,长四十町许,各国夷船辐辏,清国艇舶无法数计,帆樯连立恰如森林……⑧。

  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则说“来黄浦停泊的外国船有百余艘”“停泊的唐船据说有数,千,其数不详⑨。桅杆之多如万顷之麻。”高杉晋作6月3日(五月六日)记曰:

  午前渐到上海港,此支那第一繁津港,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碇泊,樯花林森,欲埋津口①。

  如果说,“欧罗波诸邦商船军舰数千艘”是一种文学语言,那么高杉晋作在日记的天头上写的一段话,数量概念则较为精确:

  上海外国船碇泊,常三四百艘,其余军舰十余艘云②。

  名仓予何人的《支那闻见录》描写黄浦江的船舶说:

  黄江上帆樯林立,绵绵不绝,舟泊所在,凡我三里许。……

  洋泾浜,港口停泊所,西洋船现在八十余只云③。余回帆,顷至洋船百余只有云。

  名仓对洋泾浜的描述,与中国名士王韬(1828—1897年)的说法相呼应:“洋泾浜为西人通商总集”,“洋泾浜为流离世界”④。

  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也抒发了对上海港繁盛的感慨:

  船向西南行驶,江面宽窄不一。此时船已离港口不远。各国商馆相连,停泊的船只之多难以形容。南面连樯林立,一眼望不到尽处。千岁丸在各国船间行十里多抛锚。江面上几乎被船只覆盖。陆地房屋比鳞,如此何等昌盛之⑤景。

  一向主要记载买入、卖出货品及进出账目的商人松田屋伴吉,也在《唐国渡海日记》中,对上海港的繁盛发出由衷喟叹。他描述,从吴淞江到上海的五里路程,船舶无数,法国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像城阁一样优美壮丽,他称赏“这诚然世界第一的热闹之处”⑥。

  藩士们还询问当地人,洋船哪国为多。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称“询问来上海停:泊的商船,说是红毛的最多,其次是花旗。”⑦峰洁的《清国上海见闻录》记载相同,他与中国儒生顾麟对话如下——

  问曰:上海港所集商船何国最多?

  麟曰:止(“最”字脱———引者)多红毛第,二花旗⑧。

  “红毛”指荷兰、“花旗”指美国。峰洁对荷兰,美国来沪船舶最多作分析说:

  按西洋富强国为英、法、俄罗斯,红毛、花旗是第二等国家,为何第二等的国家来沪商船较多呢?盖因英法两国专好战争,唯强是兢,故对象国有所推辞。……俄罗斯素有侵吞国土之志。此三国通商贸易并不受欢迎。故商贾对红毛、花旗的欢迎程度出于英法俄三国之右⑨。

  当时上海抵港洋船,是否以荷兰、美国为多,尚待详考。1861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已有16艘蒸汽轮船,从事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沿江贸易。但从常见近代中国贸易史资料看,出入上海的洋船还是以英国最多,名仓予何人的日记也称,上海港“英船最多”。不过,峰洁的上述分析,反映了幕末日本藩士对国际强权政治的反感,洋溢着正义之概。

  遭际与中国人相似的幕末日本人当然明白,在洋船往来如梭的繁盛景象背后,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掠夺与榨取。事实也正是如此,早在年西方商人从上海便获取1853,2500万英镑利润。19世纪60年代其数更巨。《北华捷报》指出,上海是西方人牟利的最好场所,首批到这里的人都大发其财。“据说过去五年中,他们捞到的钱财比东印度公司整个垄断时期捞到的还要多。”日比野的诗句“休言上海繁华地,多少蕃船捆载还”,正是其外观描写。

  藩士们还就上海港的宏丽繁盛进行国际比较。名仓予何人的《幕船千岁丸海外日录》6月8日(五月十一日)记曰:

  遂出至江滨,帆樯林立,前岸不可望见。数万船舶泊于江中,绵延达2里余,本港之盛,非吾浪华之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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