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4)

        李明认为，苏州市民公社的成立完成了对苏州城厢街区社会的整合，市民公社虽然受到国家的限制未能完全发展成为真正的“独立社会”，但其自治范围和权力仍然逐步扩张，公社成员的思想理念也逐渐更新，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意义。民间社会各种形式的公共活动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是近些年来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受到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例如王笛对20世纪初的成都茶馆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他认为20世纪初的成都茶馆是市民的“自由世界”，既是休闲娱乐之地，也是市民当中各种人物，包括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此时的茶馆已具有多重功能，是市民娱乐消闲和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公共活动空间，甚至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刘凤云也对清代的茶馆进行了综合论述，认为茶馆作为大众化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茶馆带有街头文化的一些特征，所以它常常与代表下层民众的市井文化融为一体， 而市井文化的娱乐性与消闲性亦在茶馆中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表现，成为纷繁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朱小田具体考察了近代江南乡镇的茶馆，阐明江南乡村的茶馆闲暇文化具体反映了乡村社会的运作过程及其特点，乡镇的茶馆是乡村市场之结点、社区政治之焦点、闲暇生活之热点所在。

        熊月之对清末民初上海私园的开放与上海民众公共活动空间的扩展进行了专题研究，他分析了张园、徐园、豫园、西园等私人园林对公众开放的原因与经过，阐明这些开放的私园是中西两种公共活动空间混合的产物，也是中西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对拓展市民公共活动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熊月之还专门对清末民初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张园进行了个案考察，说明开放后的张园是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张园最为突出的特色在于它是各界民众集会、演说的主要场所，像张园这样的公共活动空间形成之后，对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产生乃至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是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中十分独特的一个公共空间。

        李德英不仅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综合考察了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且还以民国时期的成都公园为个案进行了具体论证，说明公园已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期待之地，包括下至贫民、苦力、乞丐，上至达官贵人，民众团体和官方还利用公园这个公共空间举行集会。所以，公园是社会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缩影。戴海斌论述了北京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公园——中央公园从皇家禁地到市民公共空间的发展过程，以及与民初北京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陈蕴茜研究了民国时期的中山公园，说明全国各地都出现中山公园建设运动， 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公园和社会活动空间。中山公园不仅是娱乐休闲场所，而且是国家权力空间化与意识形态的载体，同时它作为民众活动空间又被再建构，特别是抗战时期成为民族主义象征空间。国民党正是藉由中山公园的独特空间，建构大众关于孙中山的社会记忆。

        除公园之外，近代的博物馆和电影院也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公共空间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杨志刚认为，博物馆将国家、皇室和私人收藏向社会公众开放，使鉴赏文物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广大社会成员可以共同享受的权利，民众可以从中感受某种民主的气息和公共意识。李微对清末和民国时期上海电影院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展进行了专题研究，说明电影院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出现之后，与城市居民的生活紧密相联，对市民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

        公共舆论空间的发展近些年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关于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问题，笔者10年前曾以清末民初的商会报刊为例进行过初步探讨，认为这些报刊的创办使工商业者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独立舆论工具，大大增强了工商界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可视为民间社会取得新发展的具体表现。近年来，刘增合曾发表数篇论文就晚清公共舆论的发展及其对公共空间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专题探讨。他特别强调舆论空间是公共领域的本来意义和重要组成部分，并考察了晚清时期出现的多种报刊，认为这些报刊具备了相对独立、冷眼观政、 贴近市民的公共品格，属于大众媒介的性质，不仅由此形成了独立的舆论空间，而且扩张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许纪霖以上海为例论述了中国公共领域的本土传统与表现形态，阐明戊戌变法时期出现的为数众多的报刊、学会、学堂，已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空间，其具体表现是，由独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公众，通过报刊、学会和学堂从事公共批判，并形成公众舆论。这种形态的公共领域不是对欧洲的简单重复和模仿，具有中国自身的独特性。应俊豪以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为中心，考察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的互动关系，说明由于公众舆论的发展，已促使五四时期改变了以往外交刺激舆论的状况，变为民间公众舆论主动影响政府外交的新态势，实现了从“外交→舆论”到“舆论→外交”的转变。

         在“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的近代政治史研究近几年也有新成果问世，尤其是在清末地方自治和宪政改革方面的探讨显得较为突出。马小泉的《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即是其中的力作之一。章开沅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指出：该著“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借取了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社会政治结构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即‘政治发展’这两个新的角度，对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周青松以上海为例，从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一新视角分析了清末地方自治的起源，认为具有独特社会背景的上海公共领域的孕育和社会力量的增长，促使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行地方自治，并为后来清政府在全国推广地方自治树立了榜样。刘春荣则对市民社会与立宪政治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阐明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的自主性得到增强，传统的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变，但软弱的市民社会与日渐衰败的国家在政治上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是立宪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常书红分析了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整合格局的变化，马向远等就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演变对辛亥革命进程及其结局的影响也进行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