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
辛亥革命网 2011-05-07 00:00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朱英 查看：
一
近代中国，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重商思潮的逐渐兴起，社会各阶层对义利之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晚清时期，已开始有人对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提出了质疑与抨击。从维新派思想家到一般报刊舆论，各种批驳崇义抑利说以及为利正名的论述比比皆是。《申报》发表的文章明确指出：“天下攘攘而往者何也?熙熙而来者又何 为? 日为利耳。”“利，时之义大矣! ”该文还说明，不管人们是否承认，重利已是中外大势之所趋。“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中外通商以后，凡环附于地球者，无一不互相交易，以通有无。当今之天下，实为千古未 有之利场；当今之人心，亦遂为千古未有之利窟。”将利视作时之大义这无疑是近代的人们对传统义利观的大胆更新。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则针对国门洞开，西方列强经济渗透日益扩张，民族危机愈来愈深的严重现实，阐明重利是富国救亡的重要举措。如果继续因循守旧，“犹不讲求生财之道，亟亟以实利之是尚，吾恐鱼无水死，国无财亡。”他还强调轻利之说压抑人性，扼杀人才，使国家陷于困境。“宋儒不知，而轻鄙功利，致人才恭尔，中国不振。”这种讲功利以求富强的呼吁，在当时的报刊上也屡屡可见。人们已经意识到 ：“凡西人之所利者，我将仿而行之，且不遂言西人之利于天下者，但西人之所以利于我者，先夺而有之，使中国之利仍置归于我中国，而不为西人攘之以出洋，则我中国固未尝不富，既富矣，亦未尝不强。”这显然是号召国人要敢于冲破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大胆与洋商争利，最终达到富国救亡的目的。
对传统儒学的重义轻利说，也有人直接加以抨击。《东方杂志》曾发表专论儒学误点的文章，该文认为“儒家言恒多误点，其大为人心风俗之害，至于今而不可救药者，则讳言利之说是也。”同时还指出：“义者，利之因；利者，义之果。必能和义而后为无害之利，必能得利而后非孑孑之义。义利者，一合而不稍离，故凡真正利己之道，未有与道德相违反者。”可见，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义利之辨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义利观随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 ，仍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就近代商人而言，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对传统的义与利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首先，揆诸有关史实，可以明显发现在晚清时期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兴商人当中，仍有不少人深受儒家传统伦理的影响。他们在求利的同时，依然时时不敢忘义，有的甚至不敢公开表示其经商的目的在于求利，而是经常标傍以崇儒崇义为先。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必商人而有儒家之诣，乃可以树立风声，而战胜于商界。”这一方面说明儒家传统伦理在中国长期以来影响之深，近代商人不可能很快加以摆脱，另一方面也是 因为传统伦理中不乏某些理因素，即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可资借鉴。
我们非常熟悉的晚清著名商人张謇，在创办实业方面的成就，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中的佼佼者。但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商人，除了他所追求的宏伟实业蓝图之外，也常常表示自己是“言商仍向儒”，并声称要“捐弃人世一切之利禄”。不可否认，张謇受儒家传统伦理的影响是相当深的。在他的言行举止中，几乎处处可见传统与近代双重因素的交相辉映。然而也要注意，他所说的重义轻利，与传统的封建伦理又并非完全一脉相承。张謇所追求的义，无论是内涵还是目标，都已具有明显不同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特征，反映了近代新兴商人的思想境界。这方面的情况后面还将予以说明。
晚清时期像张謇这样历经科举坎坷，好不容易考中了末代状元却弃官不做，转而兴办实业并取得显赫成就的巨商大贾，可以说是独此一人，但像他那样仍然重义向儒的思想却具有较为普遍的代表性，这既反映了当时许多商人对义与利的理解和认识仍受到传统伦理的影响，也体现了晚清时期商人伦理思想的过渡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