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2)

        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兴商人的义利观之所以仍较多地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色彩，与当时的时代和他们所受的教育及其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晚清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初始时期，旧的传统因素及其影响随处可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制约着社会各阶层的价值取向， 商人当然也不例外。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兴商人，大多又是自幼受传统儒学的教育与熏陶，在思想深处对传统伦理仍然抱着一种崇尚的心理。不仅如此，晚清时期的许多商人在从商之前，实际上仍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踏上仕途。且不谈张謇以状元之身经商办实业，类似郑观应“年十七，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学贾”者，在当时还大有人在。如同徐润“幼业儒，  有壮志，改而习贾”之人，也为数不少。因此，在他们身上传统儒学及其伦理的根基是相当深厚的。即使有些商人在从商之前未曾应试科举，但也同样自幼饱受传统儒学教育。例如晚清另一著名商人经元善17岁时“即奉严命服贾于沪，从未应过试，惟四子书幼读颇熟。三十岁前，从大学之道起，至无有乎尔，经注均能默诵”。可以说，以张謇、经元善为代表的晚清中国第一代新兴商人当中，有不少都称得上是典型的儒商。由此不难发现，他们的义利观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影响，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而绝非是某种偶然的历史现象。

        其次，晚清时期的中国第一代新兴商人大多数虽仍然重义，但他们所追求的义，除了一部分属于儒家伦理中的传统内容之外，更多的则是注入了近代的新内容。在许多爱国的近代人看来，最大的义已不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在于通过发展工商实业，为救亡图存、富国利民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近代商人仅仅只是保持和维护传统的义利之说，而应结合时代的变迁对近代商人的义利观给予新的认识。 

        例如自称“言商仍向儒”的张謇，其主旨显然并非是追求回归传统的宿儒，而是为了达到一个前人所未有的新境界。他曾表示“自少不喜见富贵”，只是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但考中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官职之后却又“久倦风尘之想”，淡于功名利禄。尽管他认为商场充满黑暗倾轧，跻身其中很可能是“ 捐弃所恃，舍身喂虎”，最终却毅然走上了充满艰辛的创办实业之路。令人深思的是，既淡漠于利禄又深知商场险恶的张謇，为何要弃官从事在世人看来以逐利为目的的经商之业?如果他兴办实业不是以牟利为主要目的，仍然以追求义为精神上的依托，那么，他所理解的义又包含着哪些内容呢? 对这些问题，张謇实际上已用自己后半生始终不渝的言行作了很好的回答。 

        事实表明，张謇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和强烈爱国心的商人，他创办实业的目的确实不是单纯为了求利，而是为了富国致强的大义；他也不单单是创办实业，同时还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地方自治，以及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等，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张謇认为实业、教育与自治同时并举，才能真正达到救国的目的。他曾经阐明：“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均需相辅而行。而在上述各项事业中，发展实业处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之所以强调实业，是由于“自治须有资本”，就此而言可称实业是地方自治的“根本”，但实业与教育又是相辅相成，因而也不能忽视教育。张謇对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也曾作过如下的论述：“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所有这些，又无不是为了最终达到救亡图存，建设富强国家的目标。用张謇的话说，即是“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逢其不及者，惟赖慈善”。由此可知，张謇以毕生之力所追求的致强救国大义，确实是以往的旧式商人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说像张謇这样将实业、教育尤其是地方自治如此紧密地联为一体，视作救亡图存的大义， 并且身体力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这在晚清时期的商人当中并不多见，但是具有爱国之心，并且也将救国视为大义的商人却并非少数。因此，这种情况在当时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二

        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近代商人不仅对义已有新的认识，而且对利之得失也有新的理解。传统的利当然只是指个人经济方面的得失，并不关涉国家、民族或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在近代，利的这一含义应该说本身并无什么变化，但却有不少商人将自身经济利益的得失，与国家的存亡绝续联在了一起。他们意识到随着主权的丧失，国家的灭亡，商人之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故而利之所系，很大程度上在于维护国家主权。正因为有这种新的认识，上海商务总会在清末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时，才提出了“伸国权而保商利”的口号，并得到全国各地广大商人的积极响应，很快即使这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爱国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涨声势与普及程度。在这场运动中，甚至还有许多商人主动地无偿焚毁店内所存美货，宁愿牺牲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以表示商界坚持抗议和反对美国歧视与迫害华人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