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人义利观的发展演变(4)
辛亥革命网 2011-05-07 00:00 来源：《开放时代》 作者：朱英 查看：
但是，近代中国第二代新式商人由于更多地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与熏陶，较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其义利观以及整个思想观念较诸西方商人虽仍有差异，但已日趋接近。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开始摆脱传统儒学中所谓义的束缚，直接了当地将追求利润视作自己的奋斗目标。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如果说绅商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早期形态。在他们身上还或多或少保留着诸如崇尚名节、联结乡谊、信义经商以及因果报应等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话，那么新一代的民族资本家则比较完整地体现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具体担当者。当他们执着地从事经济事业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加掩饰地向社会表明他们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动机。”这对近代中国的商人而言，称得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变化 。
这一时期，无论是商人对其自身，还是社会对商人行业的评价标准，也与过去的情况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在中国长期的传统封建社会中，甚至于在近代早期阶段，商人的名誉和地位不仅仅与其财富的多寡相联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在“义”这方面的建树，由此迫使商人不得不义利兼顾。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财富被视为名誉和地位的象征，利润更是成功的唯一标志。因此，传统的义利观逐渐失去了以往所固有的强大影响力，也使商人敢于更加大胆地公开言利求富。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式商人中，有许多像张謇、周学熙那样认为走上经商谋利之路是不得已之举，因而自惭形秽，甚至颇有“舍身喂虎” 之感叹。张謇 、周学熙当时尚属第一代新式商人中成功的典范，在实业界也有“南张北周” 之誉称，但连他们最终都无多少成就感，并奉劝后人不要步其后尘，其他商人就更无从谈起了。这显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近代中国的第二代新式商人则明显不同。他们不再有这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而且以取得利润的多少作为事业成功的标准。荣德生在晚年回顾 自己的成功之 路时即不无自豪之感，并说“余艰难创业，所望诸儿成就， 能继承衣钵，发扬光大”。显而易见，第二代新式 商人不仅不再认为自己走上追逐利润的经商之路是误入歧途，而且希望其子孙也继承自己的事业。
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些以不正当的手段和方法攫取巨额利润的商人，有的甚至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只要能够达到腰缠万贯的程度，就可以享有很高的名誉和地位，这也表明当时的社会已不再看重传统的义利观，只是以利润和财富作为新的衡量标准。不过，虽然从整体上看第二代新式商人的义利观发生了某些改变，敢于公开直言不讳地谈论对利润的追求，但有两点也需加以说明。其一，就近代中国商人而言，虽有一部分人不择手段、不顾名节地疯狂求利，但大多数商人始终并非如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那样，将求利看作是上帝赐予的义务。换言之，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商人，无论是观念上还是行动上，对利的认识与追求仍不能简单地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同日而语。
其二，近代中国商人的义利观虽随着时代的发展 而不断变化，其趋势是对利润的追求日益强烈，不再像过去那样时时受到义的束缚和限制，然而也不能排除他们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继续保留着中国传统的遗风。对利润的孜孜以求，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的商人都已经对义弃如敝屣，实际上不少商人仍然对义较为重视，尤其是在面临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义时，有些工商巨子也依旧表现出炽热的爱国之情，并在行动上作出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致力于救国救亡的义举。因此，不管是对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式商人的重名节，还是对第二代新式商人的重利润，都应该给予恰如其分地估计，既看到其与传统义利观的离异，也不能忽视其离异过程中同时还有对传统因素的保留，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传统现象。
综上所述，在中国晚清历史上义利观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重义轻利、以义生利、义利兼顾和以利为先的不同演变过程。从实际影响看，传统封建社会的重义轻利观显然阻碍了商业的发展，近代中国第二代新式商人有许多已敢于公开言利，而不像第一代商人那样仍纠缠于利与义的矛盾情节，并将经商求利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从而促使他们以更加坦直的心态，更为勤奋的努力，致力于商业经营活动。在他们获取更多利润的同时，客观上也推动了近代中国商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对利的一味追求 和对义的淡漠，也常常容易导致一部分商人利令智昏，不惜采用各种卑鄙手段和方式，获得不应有的巨额利润。所以，完全抛弃义而求利，置伦理道德于不顾，置国家和民族大义于脑后，并非正当商人的所作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