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
辛亥革命网 2011-04-24 00:00 来源：文史哲 ·2006 年第 4 期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墨子说：“凡出言谈则不可而不先立仪而言。” [1 ] （ 《非命下》 ）又说： “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 [1 ] （ 《天志中》 ）墨子强调的 “立仪”，就是确立法度、准则，若无合理的、共认的标准，讨论问题、拟定名目必然散漫无着落。回顾中国历史分期讨论长期聚讼不决，原因之一，便是在“封建” 等核心论题上未能做到 “先立仪而言” 。
一、名辨之学不可轻慢
历史分期的命名颇费斟酌，却又切关紧要，绝非如陶希圣所说，“名词之争”“很无意义” 。
历史分期的命名，直接牵涉到历史述事的时空维度的把握，牵涉到史学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的合理性问题。陶希圣等论者关于中国史分期的言论，之所以前后矛盾，原因之一，就在于轻视“名词之争”，忽略概念辨析。陶希圣在论史时，“封建” 等关键词一再出现概念混乱，以致遍读陶著，我们实在难以把握陶希圣及其一派的中国史分期说，也无法确认其所论“封建社会” 究竟为何物。当然，对命名问题采取轻慢、随意态度的，并非只有陶希圣等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某些参加者，大而言之，这是形式逻辑不发达的中国的一种积习的现，故需要从历史源流上略加追溯。
（一）名辨之学及其沉寂
中国先秦时代本来有着相当丰富的关于名相问题的思想学说，儒、墨、道、法诸家都热衷于讨论名实关系（“名” 指名称、概念， “实” 指事实、实在） 。老子将“无名 有名” 作为对子加以论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2 ] （第一章）意谓在天地判分前的元始混沌期，是“无名” 的；万事万物出现分野，方为“有名”。故老子认定“无名” 是本原的，所谓“道隐无名” [ 2 ] （第四十一章）；老子又肯定“有名” 是天地万物被区分的基础。老子意在破除名相的遮蔽，直追本体；又将“名” 赋予本体，以便识别。孔子倡 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3 ] （《子路》）。视厘定名分为发言、成事的前提，正名是确立社会规范、政治秩序的必需。墨子主张 “取实予名”，提倡名实之“辩”，“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1 ] （《小取》）。商鞅学派论 “名”，重在“定名分”，通过“正名定分” 确立等级秩序，认为 “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 [4 ] （《定分》）。
战国中期以降，因社会之 “实” 变更剧烈，这种变化必然在 “名” 的转换上有所反映，不免出现“奇辞起，名实乱” [5 ] （《正名》）的情形，于是 “名辨之学” 大盛，除儒、墨、道、法诸家巨子探讨此题外，惠施、尹文、公孙龙等人更专研此道，惠子“合同异”（强调同一性），公孙龙子 “离坚白”（强调差异性），形成以 “坚白同异之辩” 为务的 “名家者流”，又称之 “辩者”、“察士” 、“形名家” 。晚周确乎是一个多 “辩” 的时代（ “百家争鸣”即此之谓）， “明同异” “察名实” 的名辨之学在这个多 “辩” 的时代得以发展。
儒家出于规范社会秩序的目的，注重 “定名分”，认定 “为政” 须以“正名” 为先。子路问孔子：您出掌国政，首先做什么？ 孔子答曰：“必也正名乎！” [ 3 ] （ 《子路》 ）荀子发展正名说，主张 “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 [5 ] （ 《正名》 ），而其 “制名之枢要”，在“循名责实” 、“名闻而实喻” [1 ] （ 《正名》 ）。
名家为一另类，它把儒家为“正政” 服务的正名说，引向研讨名与物关系的纯逻辑学层面，这是执著于经验理性的儒家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不法先王、不遵礼制而专事概念辨析的思辨派——名家，便成为儒家排斥、攻击的对象。如荀子深责名家“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 [ 5 ] （ 《非十二子》 ），批评可谓苛刻。至两汉，不仅经学家拒绝名家，司马迁、班固两位大史笔，虽肯定名家的正面价值（如 《史记 ·太史公自序》称名家 “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但揭名家之短都毫不留情，或曰“苛察缴绕” [6 ] （ 《论六家之要指》 ），或曰“苟钩抓折乱而已” [7 ] （ 《艺文志》 ）。此后，酷评名家成为时尚，名家退隐出中国学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