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4 00:00 来源：文史哲 ·2006 年第 4 期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三）意译新名应能从词形推及词义
汉字词义演化另有一法，便是 “借形变义” 。此法的要领在于，保持该词词形，抛弃原有词义，通过变换构词法，演化出新义来。如“现象” 本为汉文佛词，指佛或菩萨现出形象，近代日本哲学家西周在《人生三宝说》 中借此古典词翻译phenomen，指经验所提供的并借助于感觉领悟的事物，是感性直觉的对象，与“本质” 相对应。以后，“现象 本质” 共同组成辩证法的一对范畴。“现象” 在中西词语对译时发生古义向今义的演变，是“借形变义” 的显例，而负荷新义的 “现象” 一词，符合汉语的基本语法，从词形可以推衍出新词义来，故可以理解。
又如 “民主”，旧名原为偏正结构名词，本义“民之主”，相当于“君主”，近代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丁韪良以其意译democracy （音译德谟克拉西），改为主谓结构，变义为“民自主” 、“民作主” 。当人们对 “民主” 一词的构词法的辨识，由偏正式变为主谓式，含义的变更也不难理解。
上述皆为汉语旧名向新名的合理转化之例。然而，如果古典汉字词转变为新术语，既与古汉语义毫不搭界，也不切合对译词的西义，又无法从汉字词的词形推导出新的词义来（改变构词法也不能演化出新义来），也即新词义不仅与旧词义全然脱钩，也与词形毫无关涉，其新义全然是外在强加的，便是一种“误植词”。
术语概念误植带来的不良后果，常会超越语言学范围而直达思想文化层面。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某些西方概念汉译后，往往发生变异，如indivjdualism 是欧洲启蒙运动后表述人权和尊重个性的褒义词，译成汉语 “个人主义”，则演化为“利己” 、“自私” 的同义词，基本上成了贬义词。此外，如 “自由主义”、“权利” 等译词，也有从英语原来的褒义转变为汉语词贬义的情形。这表明，异文化的通约殊非易事。而如果术语不能通约，异文化的互动则会陷入困境。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指明术语概念误植的问题所在，揭示其在古今中外语文坐标系上于何处发生偏差，在哪里出现脱轨，以引起相关学科疗救的注意。
三、秦以下两千年称 “封建社会” ：名实错置、形义脱节
（一）将秦至清命名 “封建社会” 不符合四标准
如果上述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大体可以成立，再用以衡量我们早已“日用而不辨”的泛化“封建” 及其组建的“封建社会” 等词组，就会发现：以其命名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的社会形态，多有文化错位之处：
（1）“封建社会” 不能反映秦至清两千余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属性，无法表述“田土可鬻”和“专制帝制”等核心内容，故有悖于 “制名以指实” ；
（2）称秦至清两千余年为“封建”，此“封建” 泛义与“封建” 主义（封土建国）指示的方向截然背逆，故有悖于“循旧以造新” ；
（3）泛化“封建”义与对译的英文术语feudalism的含义（封土封臣、领主采邑制）两不相靠，故有悖于“中外义通约” ；
（4）无法从“封建”词形索引出秦汉以降的“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制、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制”诸义（从“封建” 词形只能索引出与之相反的“封土建国” 义，故有悖于 “形与义切合” ） 。
（二）笔者的反思过程
由所受教育使然，笔者本人也长期信从并使用泛化的“封建”一名，不仅教学曾反复宣讲秦始皇为“封建专制第一帝”，而且 1988 年以前刊发文章，无不指称秦至清为“封建社会” 。不过，笔者素有“概念癖”，喜欢对名称问个 “为什么”，近10余年来在对照中国史学元典、国外史籍与中国当下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封建” 一名的语用差异甚大，遂对流行的泛化封建观产生怀疑，进而由怀疑发展到试作名目取代之，1989 年曾将秦汉至明清的社会形态初拟为 “宗法 专制社会”，以避免把封建制已成陪衬的秦以后两千余载称“封建社会” ①。这当然只是一种粗略的修正方案，并不令人满意， “取实予名”、“循名而责实”的思考仍然在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