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综述

　　当今世界，城市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规模也越来越大，因此，城市科学早已成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从其对城市研究的具体方面看，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历史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等具体学科都在逐步发展，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城市研究的视野。同时，城市发展的多样性也使得城市科学在具体的城市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目前，以一个个具体城市所在的地理区域为研究对象、对上述诸多学科进行整合的城市地方学研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它旨在进一步探索、发掘某个具体城市的特质和个性，从而很好地扩展了城市研究的深度。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闻名遐迩的著名都市的发展状况首先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因而当地的城市地方学已稍具规模。具体说来，在中国大陆，当前已经形成了颇有影响的上海学、北京学、温州学等，而港澳台地区以及东京、伦敦等城市也都有了自己的城市地方学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地方学研究现况的简要梳理，以期更好地推进城市科学的研究。

　　一、中国大陆地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市的剧变吸引了大批科学工作者对城市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历史文化悠久、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大城市的相关研究工作对中国大陆城市地方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1.关于“上海学”

　　“上海学”是中国大陆地区最早形成的城市地方学。这一创意始见于1980年，它在当时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学，而是与城市史有关。当年7月上海学术界讨论成立上海史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先生提出了上海学的问题。他认为上海史研究即是一门“上海学”（Shanghaiology），很值得下功夫把它搞好。他所说的“上海学”，就是将上海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问。由于当时上海史的研究刚刚起步，因此此说提出以后并没有什么人重视，也很少有人附和。[1]

　　1986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学研究所并举行首届“上海学”研讨会，这是第一所以上海学为名的研究所，第一次以上海学为主题的讨论会。各位参会者均对开展上海学研究极表赞成，并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唐培吉等人的《上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顾晓鸣的《上海学研究的若干总体方法论问题》、张志孚等人的《上海学与上海史》等文章，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讨论了上海学。陈旭麓对上海学作了科学的定义，他说：“顾名思义，上海学当然是以研究上海为对象，但它不同于上海史、上海志，史是记述它的过去，志是分载它的自然和社会诸现象，学高于史、志，是它们的理论升华。上海学要研究上海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这些都是早已分别研究的内容也是正在深入研究的内容，但它们的排列不等于上海学，即使在这基础上的综合也只是上海大观或上海概述，称不上上海学。上海学应该是从对于上海的分门别类及其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中找出它们的联系和内核，由此构成为研究和发展上海这样一种都市型的学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学的共性。”[2]他为上海学研究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调。

　　至今，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上海学”这个名词仍然伴随着众多的分歧和争论。1999年，《史林》杂志举办了“上海学笔谈”，一些著名学者参与了讨论。唐振常在《关于上海学》一文中认为不必急于建立上海学，还是先做一些扎扎实实的研究为好；姜义华的《深化与拓展上海研究的十条建议》一文也提出，一定要打出“上海学”这面旗帜，也未必完全不可以，但意义并不大，因为要将一个城市的专门研究确立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独立学科，远不如多花一些精力深化与拓展上海的研究更加实在；沈渭滨在《也谈“上海学”》一文中却认为建立上海学的客观条件基本成熟；而原来主张“深研究，广积料，缓称学”的熊月之则直接把自己的文章题目叫做《是建立上海学的时候了》。[3]2004年熊月之在《史林》再次发表《上海学平议》，他认为，根据建立上海学关键的两点：“一要有丰富的内容值得研究；二要有足够的人来研究”作为标准，则上海学之建立，不但有充分的理由，而且事实已经存在。”[1]

　　尽管在学科理论上还存在着对建立上海学必要性的争论，但不容否认，上海学研究生机盎然，颇具规模。

　　2003年，上海大学广告学院在该市高校中率先开设了《上海学》课程。该课程教学大纲规定教学目的及要求为：通过对上海的历史、文化、经济、市政等方面的讲述，以及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以期使学生：对上海城市的发生与发展以及现代都市的空间开发与管理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对上海城市的个性及市场特点及构成规律有较深入的理解；通过对上海城市的传播结构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及城市个性及市场特性的把握，能够运用于具体商品的广告策划中。其课程主要内容有城市研究的理论及流派；“海派文化”与现代上海城市人格的形成；上海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上海城市传播结构的演变；上海的经济与市场；上海与国内外城市的比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