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辛亥革命研究鸟瞰(4)

　　这一阶段由于研究本身的不够成熟和多数研究人员的比较年轻，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尚停留在“小册子”状态，不仅篇幅有限，内容也多为知识性、介绍性读物，缺乏研究深度。研究人员多为单枪匹马的个人爱好者，以辛亥革命为共同研究方向的人员相对集中的研究群体很少。那时的学术讨论明显地带有为革命领导人言论作注脚或用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去套史实的倾向。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中国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获得胜利，历史研究中就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外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结论也成为衡量和评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搬用列宁批判新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些观点，对老民粹派——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给予了全盘否定，中国史学研究者对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反对的错误倾向强加在辛亥革命党人身上，套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批判机会主义分子主张的议会斗争道路是“议会迷”的说法，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也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暗杀活动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了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巨大的。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北京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外，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的1971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著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地一片凋零。

　　3、

　　1976年10月，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十年动乱”那种不正常气候下受到压抑的人们，终于有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1977年，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载《历史研究》第1期）和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载《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两篇文章以拨乱反正的勇气，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的揭露和清算。就在这一年，以章开沅、林增平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成立，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正式建立，金冲及和胡绳武也着手修改他们在1962年写成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的初稿，这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队伍重新集结，中断了10年之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复并开始步入正轨。随后，学者们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章开沅就如何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解放思想，突破禁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带有指导意义的言论，在与陈腐的封建史学糟粕彻底决裂的同时，大力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使史学真正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到繁荣发展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伴随着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的到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春天也来到了。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辛亥革命史研究改变了从前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等都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人员相对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还培养了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攻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这些史坛新秀已成长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以中南地区学者为主，得到全国各地有关学者支持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全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是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大事，后来部分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或孙中山研究会。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也成立了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广东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发起成立了孙中山基金会。这些学术团体都分别联系和团结着一批研究者与热心人，构成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网络。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⑤，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创办的《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机构和团体在开展学术讨论，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促进出成果，出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