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3)

　　数学语言和实证方法的使用，是近代思维的两大工具。利玛窦与徐光启对“几何”这一数学术语的创译，以及《几何原本》中厘定的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直角、三角、面积、体积等术语；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中厘定的平方、立方、开方、乘方、约分、通分等术语，构筑了公理化数学系统，为中国思维方式的近代转型奠定了术语基础。

　　三、地球

　　利玛窦创译汉字新术语，在编制《坤舆万国全图》中收获尤多。利玛窦入华之始，即绘制世界地图以吸引中国官民。利玛窦自撰，后由法国入华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9）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了利氏在广东肇庆时向士民介绍世界地理知识以及中国人反应的情形：

　　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全图。有学识的中国人啧啧称羡它；当他们得知它是整个世界的全图和说明时，他们很愿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标注的同样的图。

　　……他们认为天是圆的，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³（第179-180页）。

　　鉴于中国受众的上述状况，利玛窦在其绘制的世界地图及其说明文字中引入了“地球”这一核心术语，着力论述“地圆说”，以救正明代中国流行的“地方说”。

　　“地方”之说，并非中国独有，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相信天地如箱子，大地如同方形箱底。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人克昔满尼思提出“地形如桌子”的“地方”观念；稍后的派忒格拉斯（前572—？）则以为地是圆形的。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根据观察月食时发现地球投影和地面位置移动引起恒星位置的变化，断定大地是球形的。后来，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约90—168年）的《地球学指南》充分论证了“地圆说”。此说成为欧洲地理观念的主流。至15世纪，意大利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进一步论证地是圆形的，提出“地球说”。哥伦布是托氏“地球说”的信奉者，曾多次致信托氏求教，托氏寄给哥伦布有经纬网的球形世界地图，鼓励哥伦布向西航行定可到达东方。哥伦布就是以托斯卡内利的“地球说”为指导，认定大地是圆球形，径往西航，必然可以抵达印度与东方——马可·波罗在《东方见闻录》里描述的富庶无比的中国与日本。15世纪末、16世纪初南欧航海家——哥伦布、达·迦马、麦哲伦以及耶稣会士们都是在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托斯卡内利的“大地球形说”诱导下进行远航的，利玛窦也是此说的信奉者和传播者，他来到中国后，用汉字厘定“地球”这一术语，介绍“地圆说”。利玛窦记述入华初期在广东肇庆的情形“长官跟利玛窦神父商量，，表示要请他在译员的帮助下，把他的地图写为中文，并向他保证这件工作会使他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大家的赞许”³（第180页）。

　　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后屡经修改，先后以下列名目刻印：《山海舆地图》（1584年王泮刻版于肇庆）、《世界图志》（1595年利氏于南昌绘赠建安王）、《山海舆地图》（赵可怀1595、1598年两次按王泮刻本勒石于苏州）、《世界图记》（1596年刻版于南昌），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氏入京，进呈万历帝木板手绘地图《万国图志》，次年由李之藻印制，名《坤舆万国全图》，1602、1606、1608年又有人多次复刻李之藻版。利玛窦为此图写了总论及各部分说明文字，共850个地名，附95条注释，反映了南欧人完成世界性远航后形成的较先进的世界观念和地理知识水平，其间厘定一批地理学术语，如“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带、五大洲、欧逻巴、利未亚（即非洲）、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即南北美洲）、墨瓦蜡泥加（南极洲）、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古巴、加拿大”等等。利玛窦把太平洋译作“宁海”，此洋得名于麦哲伦（1480—1521）环球航行时从大西洋绕南美火地岛进入新的洋面，其时风平浪静，故名Pacific Ocean，意谓平静的海。利氏译作“宁海”，比较准确，与今译接近。另一耶稣会士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译作“太平海”，清人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亦用“太平海”；新教传教士裨治文的《联邦志略》（咸丰十一年，1861年）首次译作“太平洋”。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说明文字中，对“地球”这一关键词作了专门诠释：

　　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利玛窦地图说》，转自《海国图志》卷75）

　　利氏1607年所著《乾坤体义》一书，叙述“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体系“言地与海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明史·历志》）

　　天启二年（1623），李之藻为艾儒略（1582—1649）的《职方外纪》作序，追忆李初遇利玛窦时，利对李说，地为圆形，有两极之分；太阳远较地球为大；“地以小圆处大圆之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利氏的“地球”说，是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的救正。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即有“浑天说”，认为天是球体，地也是球体。《周髀算经》“昼夜易处”之论，《晋书·天文志》所载《浑天仪注》“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之喻，宋人张载《正蒙·参两篇》称地为“圆转之物”，都是精彩的“地圆说”见解。然而，此说在中国鲜有流传，对庶众和士人影响深广的是“天圆地方”、“规天矩地”（规为圆，矩为方）的“盖天说”，其典型表述如《淮南子·天文训》：“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晋书·天文志上》：“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种“天圆地方”观念秦汉以后被政治化、伦理化，所谓“五服”“九服”之说、“井田”之制都是方形的，京师祭天的天坛设计是天圆地方，货币是外圆内方，道德上品是外圆内方等等，此类政治、伦理的论说，也大大强化了“天圆地方说”的影响力。当然，由于“天圆地方说”不符实际，古人也不免产生怀疑《大戴礼》记有一段故，事，说曾子在回答单居离关于是否有“天圆地方”之说时，反问道：如果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不是有四个角露出来遮掩不住吗？这是一种睿智的想法，却是从日常经验出发提出的猜测性质疑，不足以动摇“天圆地方”这一颇具权威性的陈说。而利玛窦以“地球”这一术语为核心构筑的“地圆说”，则是经过实测论证的，尤其是被麦哲伦环球航行所雄辩地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