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4)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说明文字中，以自己从大西洋航海，绕非洲南端入印度洋的观察，证实地为圆形，南半球与北半球相对应：

　　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地。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²（第174页）。

　　利氏又从“地为圆形”这一基本理念出发，论述地球的气候“五带”，引出“北极圈”、“南极圈”、“赤道”、“经线”、“纬线”等一系列地理学关键术语，并通过观测，推算地球与土星、木星、火星、日轮（太阳）、月轮（月亮）的体积之比，虽然不够准确，但毕竟是把地球与诸星球作并列的星体加以比较²（第178页）。

　　有趣的是，利氏还突发奇想，假设从别的星体观察地球，对地球上人们争权夺利油然而生嘲讽之情：

　　使有人在第四重天已上视地，必不能见，则地之微比天不啻如点焉耳，而我辈乃于一微点中分采域为公侯、为帝王，于是篡夺称大业，窃脱隔邻疆碑而侵他畴，日夜营求，广辟□地，殖已封境，于是竭心剧神，立功传名，肆彼无限之贪欲，殆哉殆哉！²（第178页）

　　这一议论显然是从宗教家的超越意识发出的，将地球视作宇宙中一尘埃的观念，颇具科学宇宙观意味。

　　对于利玛窦厘定的“地球”这一术语，以及由这一术语展开的“地圆说”，明末卓越学者李之藻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他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列举西洋学术可采处十四条，其第一条便是“地圆说”：

　　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体皆圆，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54页）

　　这里李氏把“地圆说”视作“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之一事，不甚确切，因为中国古来已有“地圆说”。李氏在为《坤舆万国全图》作序时有较完备的论说：“所言地是圆形，盖蔡邕释《周髀》已有天、地各中高外下之说；《浑天仪注》亦言地如鸡子中黄孤居天内；其言各处昼夜长短不同，则元人测景二十七所亦已明载”²（第179页）。指出“地圆”之论，中国古已有之。李之藻进而阐明，利氏之说不同于古人的猜测之议，而是经过实地观察得出的结论：

　　西泰子泛海，躬经赤道之下，平望南北二级，又南至大浪山，而见南极之高出地至三十六度。古人测景曾有如是之远者乎？……又其国多好远游，而曾习于象纬之学，梯山航海，到处求测……所携彼国图籍，玩之最为精备，未亦奚得无圣作明述焉者？²（第180页）

　　肯定利氏的“地球”说得到科学的实证。而以实证代替猜想，正是近代学术区别于中古学术的一大标志。李之藻的评论抓住了要领。

　　此外，利玛窦授、李之藻译述的《圜容较义》主旨论圆，认为圆形是诸形中面积最大者，宇宙万物多呈圆形，又为“地圆说”提供了数理学根据。李之藻便以“圜（即圆）形论”从理论上批驳“天圆地方”之说：

　　万物之赋形天地也，其成大成小，亦莫不铸形于圜，即细物可推大物，即物物可推不物之物，天圜地圜，自然必然，何复疑乎！（阮元：《畴人传》卷32，第403页）

　　利玛窦、李之藻在明末创译术语“地球”，从实测和理论两层面阐述“地圆说”，在中国士林造成一定影响，如清人姚莹（1785-1853）说“西人地体浑圆之说，自幼闻之以为信”（姚莹：《佛经四洲日中夜半》，《康纪行》，第353页），梁廷（1796-1861）说“地形如球，其说著之于史册久矣”（梁廷：《合省国说》，《海国四说》），但“天圆地方说”仍占优势，清康熙年间，杨光先（1595-1669））曾著文讥讽“地圆说”，认为“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有识者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杨光先：《不得己集》，1929年石印本）。直至清末，地理学者张继大还在对“地方”、“地圆”二说各打五十大板，以为均不足信：“谓地方如棋，固难为定论，谓地圆如球，亦有可议。”（张继大：《周髀家言地方如棋局论》，《沅湘通艺录》卷5）这亦反证，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李之藻等创译术语“地球”以传播“地圆说”的先进性。

　　四、“契丹”即中国北方，“汗八里”即北京

　　利玛窦在地理学专名厘定方面的一大贡献是，证明了《马可·波罗行记》所称“契丹”（Cathay）即中国北方，所称“汗八里”即中国北京³（第541-566页）。而15、16世纪东西方直接对话的发端，就是西方对马可·波罗所说“契丹”的寻觅。哥伦布、达·迦马都是为了追寻那个据说金银遍地的“契丹”而进行远航的。利玛窦的功绩在于：澄清了“契丹”与“中国”这两个地理术语的关系问题，其学术意义和对中西交往的实际意义都不可低估。

　　由于中国与西欧处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相距悬远，古代罕有直接交往，故长期以来西欧人对中国的认识，多为影响模糊之词，称呼也极不统一，有的称Chin（秦），托勒密时代称中国Sina（丝国）；中世纪欧洲又称中国为Khitai、Cathay（契丹），这与传教士的陆路东行见闻有关：13世纪，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柏朗嘉宾、法国人鲁布鲁克自西亚、中亚抵达并访问蒙古汗国后，著《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向欧洲人介绍中国，采用了“契丹”一名，并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13世纪后期沿丝绸之路来华的马可·波罗，也称中国为Cathay（契丹）；16世纪由海路抵达南中国的葡萄牙人遵从印度习惯，称中国China（支那）。此外，暹逻人称中国Cin、日本人称中国为唐、鞑靼人称中国为汉，等等，而且长期以来不知这些名称同指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