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西学译词的文化转型意义(5)

　　在众多关于中国的称呼中，欧洲人多使用“契丹”。契丹本指一个中国北方民族，曾建立辽朝，与北宋对峙。金灭辽后，契丹人西迁中亚并建立国家，领地达400万平方公里，史称西辽，西方史籍称哈刺契丹，将其描述为一个财富遍地的庞大帝国，人民几乎都是基督徒，这是欧洲人以契丹指称北中国的原因。1271—1295年来元朝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返欧后所著东方见闻录（即《马可·波罗行记》，1299年撰成），将所见富庶的东方之国称“契丹”（Cathay），马可·波罗使用这一名称，除沿袭欧洲中世纪固有说法外，还与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依蒙古习惯，称中国北方为“契丹”有关。《马可·波罗行记》又将元朝繁盛的都城大都（地址在今北京）称“汗八里”，是因为蒙古人称首领为“大汗”，入主中原后，习惯性地称皇帝为“大汗”，“八里”指其城范围广大，故元朝皇帝所在的都城便叫“汗八里”。《行记》说：“汗八里城自古以来就以雄伟严而驰名遐尔。”欧洲人既仰慕马可·波罗介绍的契丹和汗八里，却不知究竟在东方的何处，当然也不明白契丹、汗八里与中国及北京的关系。大体言之，直至16世纪，欧洲人对东亚大陆的认识还十分混乱，从海路来华者，称中国为“秦”或“支那”；从陆路来华的称中国为“契丹”。在欧洲人那里，这两种称呼相并列，互不搭界。1575年夏到过福建的西班牙人奥斯丁会传教士、地理学家拉达，是第一位认识到契丹即中国的欧洲人，他在介绍中国地理的报告中说：

　　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国的国家，曾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称为契丹王国⁴（第72页）。

　　但拉达的报告影响极小，真正使欧洲人建立正确的东亚地理观并对中国给定统一专名的是利玛窦。

　　利玛窦1582年从印度果阿乘船抵达澳门，次年进入广东，当然属于从海路来华者。他在华南生活10余年，1596年10月在致耶稣会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根据自己亲见的南京城的特点（如桥梁甚多），发现与《马可·波罗行记》对“契丹”城市记述相类似，由此报告了自己的推测——南京城“应当就5是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契丹’都市之一”（第233页）。利氏1601年从长江流域经陆路抵达北京，并在这座京城定居，直至1610年去世。利玛窦通过对北京城市建筑及社会生活的观察，并作经纬度的实测，断定北京即汗八里，中国北方即契丹，契丹与支那同指中国，他在1605年寄往意大利的函札中以断然的语气申述此点：

　　现在无疑地可以肯定中国就是马可·波罗的“契丹”⁴（第81页）。

　　1608年又在函札中指出：

　　自从四年前我首次到北京，从回教人获知，中国就是契丹，汗八里就是北京，这是波斯人这样称呼的。再从这里的风俗习惯、地理位置、城市的数位以及其他种种迹象，我确切地可以肯定，并曾告诉过您———总会长神父与全体会友知晓，目前我所在的中国，就是（元代的）“契丹”⁴（第81页）。

　　然而，中世纪以来关于“契丹”的传说在欧洲影响深巨，教会及其他欧洲人士均对利玛窦的这些新见持怀疑态度，耶稣会驻印度视察员特派遣懂波斯语的葡萄牙籍修士鄂本笃（BentodeGoes，1562—1607）从印度翻越帕米尔，经中亚东行，考察入华路线，鄂本笃病卒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却终于证实利玛窦“契丹即中国北方”的判断，从而驱散了西方人关于东亚大陆认识的疑团。《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卷的第11章《契丹与中国——一位耶稣会兄弟的不平凡的远游》、第12章《契丹与中国被证明是同一个国家》和第13章《鄂本笃修士在中国逝世》，对此有详细记述，其中关键段落，讲到一支西域商队“按伪装成外国使节的惯例，到达了所谓契丹的首都”。而这里正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居留的北京，西域商人与耶稣会神父们共住同一个使节的馆舍中。商队西返，在中亚的察理斯城（又译“焉耆”）遇到鄂本笃，并向其陈述以上经历，“鄂本笃才首次极为高兴地得知，中国真是他所要去的契丹”³（第557页）。法国人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类似记载：商队首领向鄂本笃出示利玛窦所写葡萄牙文信札“本笃，及其同伴喜甚：契丹确为支那，汗八里确为北京，无可疑也”⁶（第102页）。

　　鄂本笃为之献出生命的旅行证实了利玛窦的发现，而且，这一“证实”是通过利玛窦的著述《中国札记》向西方世界公布的。因此，利玛窦在中国地理专名的厘定，以及使西方形成正确的中国观方面，贡献是空前的。有学者称：

　　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Amerigo Vespucci，1451—1512）之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为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³（《中译者序言》第9页）。

　　这一类比是恰当的：哥伦布驶抵中美洲，但误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后的亚美利哥·维斯普齐才证实这里并非印度，而是新大陆，故新大陆以亚美利哥命名，并未以哥伦布命名。马可·波罗等从陆路抵达元朝，但他不知这就是中国，而以“契丹”称之；利玛窦则证实了“契丹”即中国“汗八里”即北京。这在西方地理，史上的贡献，确乎可与亚美利哥的发现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A。饮冰室合集：第10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朱鼎瀚。记法序A。利玛窦中文著译集Z。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吴孟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罗鱼泽。利玛窦书信集：上A。利玛窦全集：3Z。台北：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

　　6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冯承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侧重明清）研究。